【沈曾植书法三题】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在书学上，他系统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发展脉络。在实践上，他早年摹仿黄庭坚，中年学钟繇，后在碑学兴盛之际复归草书，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理想境界，创造了墨气沉着、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究其因是其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达到相生相发的境界。他大胆地运用“抽锋”（快速用笔）、“卧笔”等手段，将草书笔法处理得恰到好处，是晚清草书集大成者。

一、沈曾植的《章草柳州诗条幅》

《章草柳州诗条幅》是沈曾植晚年代表作，从中可看，他章草根植于汉隶、北碑，又融入隶楷，草法结构取于索靖。在用笔上，由于多取魏碑笔法故方笔多于圆笔，形成了与传统圆转流畅草书不同的风格。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在用笔提按方面，寻求古意而又能出新。其章草“翻覆盘旋”、“变态极多”，与张瑞图、黄道周等字不相连、多取横势的书风相暗合。他还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由此可见，他一生都处于对书功的探索之中。

二、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沈曾植的书学既重考证与相关历史渊源的关系，更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从《张黑女墓志跋》中“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可见他重书法的渊源关系。

在形质与情理方面，也多具创见。一是重势，他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他独到的“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朝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

二是重形，他对卫恒《书势》中“纤波浓点，错落其间”十分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奋笔轻举，离而不绝”非常认同，并对提按起伏、藏锋敛颖体悟颇多。

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可感受到其对“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的理解。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三、沈曾植与王国维的忘年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国学大师”王国维，却不知“博学通儒”沈曾植。其实，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向来被传为佳话。他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极力推许沈曾植学识既博且高。沈曾植的文名，虽不是王国维吹出来的，却与王国维不无关系。

王国维在日本时就知道博学的旧派学者沈曾植。1915年由于罗振玉的关系，39岁的王国维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沈曾植曾经对王国维讲：“天下书痴，唯我辈耳。”两个书痴相遇，自然非常快活。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他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

1915年后，王国维的学问进入大发展时期。沈曾植则不愿意写东西，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王国维听，王国维听后有所感触，就回去写成文章。王国维当沈曾植是老师，沈曾植把王国维当朋友，可以说，没有沈曾植就没有王国维。

两人在政治立场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沈曾植曾参与张勋复辟，并亲赴北平，担任所谓的“学部尚书”；王国维曾任溥仪老师，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的复辟幻想破灭，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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