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所谓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游民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流民是不一样的，本质的不同就是流民并没有脱离正常的社会秩序，可能仅仅是因为天灾人祸大规模的迁徙，流亡；也可能短暂的脱离社会秩序后又重新回归到主流社会。而游民呢，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没有固定的职业，多数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他们以漂泊和不断的流亡作为生活的常态，并在长期的游荡生涯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游民意识，进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隐秘的存在。王学泰先生据此称游民社会为“隐性社会”，但是据我看来，对这个社会的隐性称谓不过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其有意识的遮掩和歪曲，遗弃和不屑，他们的不在场恰好以正统的“儒释道”一体社会的在场为条件，因此之故，所谓的游民社会，其实是一个被有意识的遮蔽的社会。

我认为王学泰先生在书中提出的如下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日常的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等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主流思想的多元性；也可以通过所谓的二十四史的正史，或者行诸笔墨的野史记载一窥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通过数不胜数、汗牛充栋的诗文得知传统社会中文人士大夫之流的精神风貌，但是，我们如何了解游民这个人数众多但是彰而不显的社会群体呢？如何判定游民社会中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乃至精神风貌呢？对于一个长期被主流社会所遗弃、遮蔽的隐性社会的群体而言，他们根本不具备话语权，他们没有机会进行表达和书写，当然更不可能以社会资源之名和社会精神财富之名，留之名山，传至后人了。

王学泰先生提供的研究游民社会的唯一途径是研究“江湖艺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文艺”，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民间口耳相传下来的俚俗戏曲等等。但是，我对此仍颇有疑问：第一，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类通俗经典作品经过几代文人的加工，能真正还原到游民意识和游民社会的原生态的几分呢，看来仍是个未知数；第二，除却通俗小说和通俗文艺，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行性渠道提供游民社会的一些研究资料呢？虽然知道得到其他答案的希望甚是渺茫，但是我还有些盲目的乐观。比如李慎之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提到1973年在南通的墓穴中发现的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对三国时期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温情脉脉的正义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关羽和张飞是在互相约定杀了对方的全家后，才彻底跟刘备一起称雄天下的。如果这种行为考证属实，恐怕是一向以“礼仁”为人称道的儒家文化所不能解释的，但是如果借助于游民意识中的“注重拉帮结派，注重团体利益，不重是非”一条完全就可以解释了。

读《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李慎之先生在序言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王学泰先生也认为“游民介入社会运动固然对社会震荡很大，然而，我认为游民对于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社会影响最巨之处，乃在于其思想意识波及到其他阶层，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滞后作用”。无论是李慎之先生还是王学泰先生，不约而同的站在了一个统治阶层的立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让我有些惊讶。在我看来，对一个被有意识遮蔽的游民社会的挖掘，对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没有话语权的游民社会的彰显，对一个从不间断的以流亡和游走为生活常态的隐性群体的研究，其实应该是一种拒绝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姿态，而不应该成为他们向主流社会靠拢和臣服的借口。游民的最大魅力，其实就在那永不停歇的游走和流亡的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