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现代，最便利的条件是出行，借助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随时去任何地方。就你算足不出户，也可以借助于网络工具保持一种在任何地方的在场状态。这种现代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很多思维方式，比如在前现代时期，我们只能通过双脚行走来探索外面的世界，有的人终生可能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家乡周围的部分，这其中有最典型的人物，比如哲学家康德，终其一生都没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柯尼斯堡。康德这个人一生都有个良好作息习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去做固定的事情。每天傍晚都会在公园散步，而且总是沿着同一条道路行走，以至于后来人们把公园里的路命名为哲学家之路。传说中，康德一生有两次改变过散步的路线：一次是更早地领到卢梭的《爱弥儿》，另外一次是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天，他去了别的地方了解信息。

而现代哲学家当中，爱旅行的哲学家则更多。像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路上、酒店里或者飞机上写下的。他总是不断地受到邀请，飞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一群陌生人来讲述自己的哲学。据说，德里达有个习惯，在他不停地周游世界时，他总是习惯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漫游，让自己迷失在附近街区的迷宫中，最后信马由缰，中间不向任何人打探方向，任由自己的直觉，最后找到回到酒店的路。在这种偶然性中，他能发现哲学的思路，因为哲学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意外，需要随时面对偶然发生的事件。他著名的“解构”的意思就是说，想办法让一个东西对未来敞开，保持着开放性，而不是用大写的意义固定它，僵化它。

我们是不是能从行走中归纳出某种哲学呢？比如康德的行走只限于自己的家乡周围，所以这意味着规律和单调，也意味着生活中有一个唯一的重心：他心中的道德律令。而现代的旅行，因为可以借助各种交通工具，通过它可以到任何地方，这意味着，在飞行在全球各地的时刻，我们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和文化，感觉到世界变得不再单调，而是更加多元化。我们被接触到的人影响，我们也在改变着别人。不同的行走方式塑造了不同的认知，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法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格鲁在他的著作《论行走》中的着重提到的观点。

在书中，格鲁还对行走与写作者施加的影响进行了发挥，比如，如果书的写作者是封闭空间的囚徒，就如同现在的大多数书斋型写作者，只知道每天固守在自己的座位上写作，格鲁断定“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晦涩难懂，严肃沉重。因为它们只是桌上其他作品堆砌的产物。这类著作就像被刻意填喂的肥鹅，被作者强行塞入引文，填充参考资料，过多的注解使得全书显得臃肿不堪。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呆板，笨重，读起来缓慢，让人感到无趣、艰涩”。相反，如果是那些热爱行走的作者，他们可以自由地抛开一切束缚“让他们的思想不会受到其他作品的奴役，不会为了检验细节而裹足不前，更不会被他人的主张所禁锢。因为他们无须向任何人汇报想法，要做的只是：思考、判断、抉择。这是一种来源于行动、奔涌而出的思想”。

这种区分严格来说并不准确，因为行走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的可以区分开来，很显然，很多写作者可能书斋型写作者，但是仍然时刻热爱征程，踏上旅途，在山水之间用脚步丈量文化，感受思想。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是行走对写作者更多的影响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比如格鲁在《论行走》中提到的几位热爱行走的写作者，除了康德和德里达，还有尼采、卢梭、兰波、内瓦尔、梭罗、甘地等人。我们熟知康德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他的行走是散步，通过每天有规律的散步和思考，他建构了一个严肃的哲学体系，而尼采则是借助于最新的铁路系统。当他厌倦了在学院里教书的生涯后，他开始了自己长达十年左右的旅行生涯，在路上展开了他的思考。这种思考跟原来那种哲学体系完全相反，是碎片似的，格言化的，一种读起来感觉头晕目眩似的哲学散文。

卢梭写出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两本书代表了行走的另外不同风格，一种亲近大自然，回归田园生活的梦想哲学。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行走变成了一种抗议政治的标题。这每一种行走方式都代表了写作者不同的表达。用格鲁的话总结说就是，不要觉得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就以为行走很简单，对行走影响最大因素不是你能走多远，能走多快，而是前方吸引你的是什么样的天空和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