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監有明一代，宦官專權已經成爲歷史定論。宦寺之權的背後是皇權，本身即是皇權之衍生。朱元璋時代，明朝制度尚處於草創時期，宦官權力尚未越出內廷，未能對文官系統權力進行侵蝕，也未將觸角伸向地方。

明成祖時代，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明史》中的這段記載透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宦官權力延伸至外交、軍事、安全等領域。在明代，這種外派式的宦官有個專有稱謂“鎮守太監”，其權力往往大過於地方軍政主官。

雖然有人給明成祖任用宦官侵蝕官僚系統的行爲做出瞭解釋，“文廟起潛邸危迫艱難之間，不無參密謀任保護以勞瘁同濟大業者，此一時緩急之賴，乃委任假借之所由始也”。但是，皇權的本質決定了專制者更傾向於任用更具私權色彩內廷勢力，用內朝制約外朝是歷代皇權駕馭權力機器的通行辦法，宦官只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

揆諸史料，明朝外派宦官至地方執掌重要權力始於永樂元年（1403年）八月。明帝國建立之後，並未沿襲宋元兩朝相對開放的對外政策，反而實行海禁。“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七年，罷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廣東之廣州三市舶司”，終結了自北宋以來的市舶司制度。

永樂元年，明朝又恢復了市舶司。但是，與宋元不同，永樂時代恢復市舶司的同時，除了有專門的提舉市舶司官員之外，還“命內臣提督之”，這相當於設置了兩套市舶管理機構。永樂元年八月，命宦官齊嘉提督廣東市舶，這是明代宦官外放地方要職的開始。

明成祖

明朝任用宦官提督市舶的做法其實也是有歷史淵源的，唐開元十年（722年）唐廷即開始以宦官充任嶺南市舶使。宦官執掌外貿部門權力，主要的原因在於管理海外奇珍異寶的進貢和對蕃舶之利的控制。五代十國時期，割據於南方的南漢、王閩等政權基本沿襲了唐代的市舶使制度。

北宋初年就建立了專門的市舶司機構，將唐代的臨時性色彩較強的使職官員固定化。兩宋三百十九年曆史中，市舶司基本上呈現以朝官專職提舉的格局，期間先後經歷了“州郡兼領”、“漕臣兼領”、“專置提舉”三個典型模式，鮮有宦官染指。元代對於南方市舶的管理模式，基本與宋代相同。明朝建立的市舶太監製度，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唐朝宦官出任市舶使制度的一種再現，都是皇權對財政利益和行政權力的侵奪。

明朝太監

在明代市舶事務管理中，代表內廷，由市舶太監執掌的“市舶府”與職官系統市舶提舉司的“市舶司”並立存在，形成了一種雙頭權力格局 。市舶太監屬於內廷外派，靠近皇權核心，因而自然在實際事務處理中，獲得凌駕於市舶司之上的地位。世宗時的張邦奇曾言“其供應之節，控馭之方，掌於郡守；犒待之儀，貢輸之數，主於中官；職提司者，不過檢視而已。”

宋元時代的專職市舶提舉司官員反而成了市舶太監的陪襯，市舶太監是代表皇室監察地方的特使，一般爲正四品或從四品，其官秩高於正五品的市舶司提舉。隨着時間的推移，市舶太監的職掌逐漸擴大至所駐地的驛站、通事、牙行等領域。

明武宗時期，隨着宦官集團整體勢力的進一步膨脹，還出現了市舶太監升任鎮守太監的現象。鎮守太監權勢極大，與市舶太監合流之後更加加強了這一羣體的權力。市舶權力的核心在於稅收權，市舶太監牢牢抓住了抽稅權這個核心權力。

沿海商業

原本，按照朝廷的制度規定，各口岸的蕃舶分爲進貢的“貢舶”和“商舶”，“貢舶”的抽稅權歸太監，“商舶”的抽稅權歸地方。但是，“商舶”的鉅額利益驅使着市舶太監去謀求奪取這一部分的稅收權。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廣州市舶太監畢真提出商舶抽分應由市舶太監專理，不許鎮巡及三司染指。

禮部等職能部門以制度規定爲理由，提出反對意見，認爲太監染指“商舶”稅收利益是“例不當預”。但是，畢真的後面是權閹劉瑾，而劉瑾的背後又是皇帝本人，故而畢真在這一輪較量中獲勝。到了李鳳出任廣州市舶太監之後，各類蕃舶抽稅大權更是正是交由市舶太監管理，“管夷人進貢，並抽分貨物”，市舶收入成爲皇室財政收入一部分，廣州因此被稱爲“天子南庫”。市舶太監權力的擴張僅僅是一種表象，其內裏的實質是皇室私域財政攫取對國家正常財政系統的侵蝕。

嘉靖帝

在成化年間，明州市舶太監的權力曾急劇膨脹，擴大到提督海道、遇警可調動軍隊的地步。兵力調動這一本應屬於兵部的權力，涉關國家體制，兵部對這一權力侵奪自然反對。但是，在皇帝看來，太監的存在恰是皇權對於兵權控制的體現，所以兵部的反對沒有作用。

嘉靖帝即位以後，鑑於武宗時代宦官專權的教訓，故而對於內官多有約束，“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朝廷開始逐步約束市舶太監的權力。嘉靖元年(1522年)下旨“管市舶、守珠池者，各專職任，俱不許干預地方事務。”在大學士楊廷和與大臣張璁的主導下，朝廷開始召回外派的鎮守太監等宦官，於是，提督浙江、福建和廣東的市舶太監也在嘉靖十年前後先後被召回。

萬曆皇帝

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最大之成果便是革除了鎮守太監這一弊政，“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主管進出口貿易的市舶權力也被納入地方職官管轄範圍，形成了由海道副使、市舶司和所在府縣共同管理的格局。

但是，到了萬曆後期，朝廷誅求無厭的經濟攫取又使這一弊政死灰復燃。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皇帝派礦監稅使大榷天下，分遣太監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各地市舶太監陸續重掌市舶管理大權，宦寺權力開始對地方新一輪的肆虐荼毒。萬曆時代的礦監稅使和市舶太監，成爲晚明政治敗壞的典型惡例。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朝廷才以萬曆遺詔的形式廢除了礦監稅使、市舶太監這些制度。明朝的市舶制度是爲朝貢貿易而設，隨着這種病態貿易的衰落，市舶制度也就變得形同虛設，寄生於朝貢貿易的市舶太監製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隨着東南沿海走私貿易的興盛和海上武裝商業集團的坐大，明朝廷對於海外蕃舶之利的攫取能力完全喪失，市舶太監這種權力怪胎也自然無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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