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史上罕見。一個君王到底應該活多久纔算對這個國家有貢獻,有時候真的是一個難以判定的課題。你就比如說康熙吧,從他8歲登基到14歲親政,前四十年可謂大展宏圖,開疆擴土,擒鰲拜、平三藩等等,可是到了後二十年,因爲諸皇子爭奪嫡位,搞得自己焦頭爛額。

康熙皇帝在很多場合也說過,要不是因爲諸王奪嫡的情況,他也許有精力和能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使得大清王朝更上一層樓。可是,有一個典型的數據證明,康熙的後二十年確實沒有什麼作爲,那就是國庫存銀,這個指標標誌着國家的運行血脈是否康健,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錢,幹什麼都百搭。

康熙皇帝不是沒有看清自己的問題,而是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把這個希望寄託在後世之君的身上。所以,他也在很多場合說過,要改革弊政,吏治清明,是十分重要的。對於這一點,他那些爭先恐後爭奪嫡位的皇子們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心思,但是苦於不在其位,難爲其政,首先沒有謀求到皇位,又怎麼去貫徹落實康熙的思想呢?

所以說,對於康熙皇帝那些具備幹才能力的兒子們來說,並非只有胤禛纔會實行新政,改革弊政,但凡誰上臺,基本都會按照改革這個思路進行,至於改革改得有多深,走得有多遠,以怎樣的方式進行,那就不好說了。

縱觀雍正即位之後,他的政治思路,首先通過利用各勢力集團完成政治穩定,然後擺平他們,打擊掉各勢力集團後,全面實施新政改革,當然,改革和新政並非是所有的政治基礎建立後纔開始的,而是慢慢滲入鋪陳開始的。八王黨在雍正四年被打掉,年羹堯在在雍正二年打掉,隆科多則是在雍正五年被打掉。雍正要打掉這些勢力的原因,即在於他們的勢力集團侵犯了皇權的利益,儘管在史料中,很多人認爲雍正打掉他們實在有“莫須有”的嫌疑。

集團勢力太大,即所謂形成朋黨,是康熙和雍正都十分忌憚的事情,如果不打掉這些朋黨,雍正的改革和新政就難以實行,就難以推進整個國家機器的前進。

雍正的用人方略確實別具一格,雍正曾說:人才難得爲帝王第一苦衷。又說:朕從來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這些感嘆充分表明了雍正對於人才的渴求和希望,也奠定了他選人用人的獨特風格。古時科舉盛行招納國家人才,但是在雍正手裏,真正成爲左膀右臂,恩寵不衰的卻都非科甲人士。這就是雍正手中所謂的“三駕馬車”,田文鏡、李衛和鄂爾泰。

雍正初年的時候,田文鏡其實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他出身於漢軍,因爲祖上漢軍的原因,他是可以不必經過科考入仕的。有一次,他被命令前往陝西省祭奠華山之神,經過山西的時候,看到百姓饑饉,很多人快要餓死了,地方官卻沒有上報,這讓他很氣憤,於是將這件事上報給了雍正,雍正很生氣,命他爲欽差前去救災,就這樣,田文鏡挽救了幾十萬山西百姓的生命。田文鏡就這樣走進了雍正的視野。山西賑災結束後,田文鏡被任命爲河南布政使,很快還被提拔爲總督。他治理河南十年,被稱頌爲政績天下第一。

推行耗羨歸公的首倡,便是河南的田文鏡。清朝的財政體制很單一,打個比方說,清朝財政來自於稅收,如果也分中央稅和地方稅的話,中央稅則是定好了的,各個省按照定額上解就行了,地方及中央官員的工資很少,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所以,就必須靠在中央稅的基礎上徵收附加稅,我們假定這就是地方稅。附加稅大都用來解決官員工資的補貼,但是在清朝的法律上,是沒有保障的,故而這種附加稅就有很大的變數,地方官想怎麼搞就怎麼搞。田文鏡對這件事非常不滿,認爲長時間下去,百姓枯竭,於國不利,於是上書雍正,在河南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其實這項政策很好理解,就是將附加稅合法化,換做現在的財政語言,就是將預算外收入按照預算內收入一樣管理,這樣,地方官對地方財政稅收的權力就暴露在陽光之下了,也就關進了制度的籠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逐步得以杜絕。

在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爲什麼清政府直管中央稅,對官員開出極少的工資標準,合法化難道就這麼難嗎?作爲封建社會的君主,爲了表明自己的英明,他是不希望通過加稅或者增費來施政是,因爲史官會記載,後世會評說,這與君輕民重的思想不吻合。換句話說,就是那些君王們推卸責任,害怕留下罵名卻置百姓於不顧,他們不承認附加稅的存在,就表明君主的英明。但正是因爲這樣,沒有對附加稅進行管制,反而導致了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的現象,所以,雍正的這項改革具有很深遠的意義。

李衛,捐納出身,就是出錢買的個官。李衛的家底實際上是很充足的,在地方上可謂是一個富豪,所以,他非常瞧不起那些當官的拿一點權力換取一些不正當的小錢,他總希望自己能幹出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希望自己有所作爲,但是在封建社會,除了做官,他別無選擇。但是他不想十年寒窗苦讀去博取個功名,所以,就買了個官兒。

雍正元年,李衛被任命爲雲南掌管驛站和食鹽專賣的鹽驛道,他一上任,馬上大搞揭發,將屬下十多名官吏和數名武官的不軌行爲上奏朝廷,得到雍正的讚賞,第二年,就被雍正升職爲布政使。很多官僚爲此痛恨李衛,但是李衛卻得到雍正的信任。

李衛的命運似乎一直很好。雍正三年,李衛被任命爲浙江巡撫,漂亮的解決了浙江鬧饑荒的事件,此後,浙江年年豐收,天時幫助李衛深受雍正信賴。與此同時,福建就不那麼走運了,福建的饑荒使得巡撫毛文權束手無策,由於市場上糧食倒賣成風,毛文權驚慌失措,難以平抑地方糧價,雍正命令閩浙總督高其卓前往解決,當時李衛正是他的屬下。高到建後,對毛文權的失職庇護,市場糧價格卻依然沒有降下來,雍正只好另派監察官檢查,監察官查出事實後,福建多人遭到彈劾,高被撤銷閩浙總督之職,改福建總督。李衛撿漏,升爲浙江總督。

李衛在浙江干了很多有利於百姓的事。比如取締黑市私鹽,打擊盜匪等,後李衛到直隸做總督,也是一路風調雨順。

第三位是滿人鄂爾泰。雍正信任鄂爾泰源於意見很有意思的事。雍正還是皇子的時候,鄂爾泰在內務府任職,就知道他爲人很不錯,一次胤禛擺脫他做一件事,但是卻被鄂爾泰拒絕,鄂爾泰說:朝廷有規矩,皇子不宜結交外臣。

鄂爾泰的回覆讓雍正覺得這人很將原則,值得欣賞,於是登基後提拔他爲雲貴總督。雲貴山區少數民族居民衆多,當時很不穩地,小有叛亂,於是雍正派他去平定,鄂爾泰妥善的處理了這些民族矛盾,得到雍正的高度讚賞。

鄂爾泰的主要功績是平定苗疆的少數民族叛亂,穩定少數民族地區的局面,“改土歸流”的主要執行者就是鄂爾泰。所謂“改土歸流”,就是少數民族地區以前分散管理,自我管理,將他們全部納入中央政府管理,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對少數民族進行治理,這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的發展,有利於政治穩定。

當年羹堯、隆科多、八爺黨這些政治勢力煙消雲散的時候,雍正開出了他的“三駕馬車”,對於這些政治勢力的掃蕩和對“三駕馬車”的任其馳騁,無疑表現出雍正成熟的政治頭腦和策略。他的某些手段可能過於激烈,但是絕非無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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