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長篇小說《家長》獲第二屆南丁文學獎

長篇小說《家長》獲第二屆南丁文學獎

**** 2019年12月24日 12 版

本報鄭州12月23日電 （記者周飛亞）22日上午，第二屆南丁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河南省文學院舉行，著名作家劉慶邦憑藉長篇小說《家長》摘得大獎，成爲第二位南丁文學獎獲得者。

評委會的授獎詞稱，《家長》聚焦教育問題，深入探討人的生存本相和人性本質，對促進人格完善和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義，顯示出劉慶邦深厚的文學功底和深切的社會責任感。南丁文學獎是由河南省文學院主辦、瓦庫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出資設立的獎項，以紀念南丁先生在中原作家羣建設和文學創作方面的功績，並進一步推動新時代河南的文學創作。

信息來源：2019-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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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邦長篇小說《家長》：新世紀中國“家庭教育問題小說”的審美書寫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　張麗軍 郝焱　　2019年05月14日

百年來，教育問題是中國現代社會轉型中的核心問題。“教育救國”是很多知識分子、教育工作者的理想與追求。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尤其是“教育問題小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創作領域。葉聖陶的教育小說就是很典型的審美創作，其《潘先生在難中》《倪煥之》等是影響巨大的文學名篇。新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社會的大發展，大衆教育的普及，民衆對優質教育訴求越來越強烈。教育問題極爲凸顯，家長、教師、孩子都處於極度的焦慮之中。作爲“底層寫作”的一位當代著名作家，劉慶邦始終以細緻入微的觀察、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書寫着底層大衆羣體的凡人俗事。作家的生活經歷與生存體驗爲其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劉慶邦亦是如此——他來自農村，又有着九年的礦工經歷。農民與礦工這兩大羣體是劉慶邦小說的重要表現對象。他關注這兩大羣體的心靈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用掘巷道的方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靈深處掘進。”發表於《十月·長篇小說》2019年第1期的《家長》，浸透着劉慶邦對於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心靈世界的深切關懷。劉慶邦這次把目光投向教育問題，通過書寫“中國式家長”所面對的種種焦慮縮影，試圖探索出一條符合當下轉型時代現實的中國家庭教育展現當代中國民衆精神生活的新路徑。

一 “無根”狀態下的生存焦慮

20世紀8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經濟迅猛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也進一步拉大。體制壁壘的打破爲農民進城提供了可能，而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則成爲了最原始、最直接的驅動力。從鄉村進入城市、從農業人口轉爲非農業人口被看作是一次巨大的人生飛躍。由此，城鄉遷徙成爲了一股時代大潮，無數農民懷揣着“城市”綺夢，從單調的鄉村走向富麗繁華的城市，去尋求更多的機會、獲取更多的財富。由於文化、家境的種種限制，農民在城市中賴以生存的方法單一，要實現“農轉非”更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通過“招工”，成爲一名正式工人是當時許多農村青年的共同追求，農村女性更是以嫁給正式工人爲榮，因爲這不僅意味着穩定和體面，更意味着可以以“工人家屬”身份進城，獲取成爲“城裏人”的機會。《家長》中的王國慧便是一名惹人豔羨的“工人家屬”，她的丈夫何懷禮在城裏的煤礦工作，煤礦出臺了新政策，讓王國慧和兒子把戶口遷到了礦上，搖身一變成了“城裏人”。村裏人陡然對她生出了許多羨慕與尊重。而小說的後半部分，農村姑娘麻玉華以嫁給王國慧的傻兒子爲籌碼來獲得城市戶口，更加說明了在轉型時代下“城裏人”對農民羣體的巨大誘惑。

但擁有了城市戶口，並不意味着就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城裏人”。人是社會的動物，無時無刻不處在與社會的交往之中。戶口身份的轉變只是一個門檻，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更重要的是縮小乃至消弭城鄉之間的文化與習慣差異，獲得他人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身份的認同。否則，戶口的轉變永遠只是形式上的變化，而這一羣體則會始終處於既無法融入城市，又不甘心回到農村的精神“無根”的生存狀態。王國慧剛進城時，“城市生存法則”使她無所適從，兒子何新成上學的事情教會了她“拿人民幣開路”；嚴格的計劃生育規定，又讓她失去了第二個孩子。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失去的孩子”如同隱喻：流產之後的王國慧得到了在居委會抓計劃生育的工作，從“承受者”變爲“執行者”，繼而成爲了一個小小的“領導”，從最初進城時受到輕視，到以一個“城市人”的身份去爲兒子“挑選”農村妻子——“失去的孩子”恰恰是她拋棄農村印記，接受城市文化與隱性法則的開始。自此，她身上開始帶有了城市人的狡黠與精明，開始懂得如何在這座城市中“紮根”，如何真正地被這座城市接受。農民羣體從鄉村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也包含着鄉土觀念、傳統道德與城市文化的激烈碰撞，尤其體現在對“性”的重新認知與接受上。王國慧的轉變是有限度的，她始終保持着傳統鄉土女性的保守與持重，而在城市文化中浸染了更久的何懷禮顯然有着更爲開放的“性觀念”：妻兒進城之前，他孤身一人在礦區生活，井下繁重無趣的工作、如影隨形的死亡威脅，激發了男性的本能慾望，與千千萬萬的單身打工者一樣，他急需獲得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慰藉，於是他開始揹着王國慧“採野花”，以此作爲生活的調劑。也正因如此，當在外打工的老五和宋嬌娥來礦上家裏借宿時，王國慧表現出對不道德“苟合”行爲的厭惡與鄙夷，何懷禮表現出的卻是司空見慣，是心照不宣。“性”的漂泊與放縱，在某種意義上正代表着轉型時代的遷徙羣體無處安放的身體與靈魂。陌生而新鮮的城市向他們張開了懷抱，他們卻發現，以往的鄉土生活經驗無法爲他們提供立足的支點，“本能”的釋放，成爲了緩解“無根”狀態帶來的生存焦慮的一種無奈方式。

二 “暗疾型”家庭的教育焦慮

經濟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斷推進，使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帶動了教育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應試教育得到廣泛推行的大背景下，在一定時期內，學習成績成爲了區分“好學生”與“壞學生”的唯一標準。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迫切心願，以及在人際關係中產生的攀比心理，使得中國家長們無比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常常因此陷入一種狹隘的“教育焦慮”。對於底層社會羣體而言，經過重重考試，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無疑是獲得更好的生存資源、突破階層固化的有效途徑，但受到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家長們常常會懷抱過高的教育期待，採取不科學的教育方法。曾經引起社會熱議的“虎媽狼爸”式教育，往往會給孩子帶來不可逆轉的傷害。再者，底層世界的生存壓力，導致許多家長無暇顧及孩子的教育問題，或是父母雙方都對孩子疏於管教，或是父母中工作較爲輕鬆的一方全權負責孩子的教育問題，這種“父母缺位、不到位教育”會給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造成難以彌補的缺陷。

劉慶邦在《家長》中想要展現給讀者的，正是底層社會家庭所面臨的教育焦慮問題。丈夫何懷禮在城裏的煤礦工作，作爲妻子和母親的王國慧其實是這個家庭真正的“家長”。自身受過的教育、愛面子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使她竭力維持着家庭各方面關係的和諧，但事與願違，這個看似平常的家庭似乎始終被一種無處捉摸的“彆扭”氣氛所圍繞，最終還是走向了既定的悲劇結局。小說一開始就告訴讀者：“王國慧有肝，有膽，膽囊裏還有一塊石頭。”這塊膽結石恰如這種“彆扭”生活的象徵，它很難被取出，不疼的時候就安安靜靜地蟄伏在膽囊中，一旦發作卻又威力十足，因而王國慧不得不小心翼翼，儘量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免引發病痛。正如王國慧的家庭，看似和和美美，運轉一切正常，然而背後早已經是“一地雞毛”。丈夫對兒子的教育幾近於撒手不管，還要揹着王國慧“偷腥”；兒子何新成在王國慧的控制、父親的不良影響和同學的捉弄之下，從“三好學生”變得瘋瘋癲癲，王國慧的美好理想終究敵不過冰冷蕪雜的現實。可以說，王國慧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是典型的“暗疾型”家庭，是一種當下並不少見的畸形家庭模式。處於家庭中心，努力讓家庭保持運轉的“家長”王國慧，不得不應付着來自各方的壓力，她無時無刻不處於無處捉摸又無處不在的“焦慮”之中。

對於王國慧而言，“教育焦慮”只是一種相對集中的顯現形式，“焦慮”產生的根源並不在兒子何新成身上。作爲家裏最不受重視的小女兒，在血緣維繫的親情之外，王國慧和母親的關係有些過分客氣，甚至冷淡。王國慧的出生是母親始料未及的，甚至動過將她送人的念頭，而母親說出的應該一生下來就將她“摁進尿罐子裏淹死”的氣話，幾乎給王國慧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陰影。再者，王國慧從小就愛學習，但農村傳統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念，讓她上完初中便不得不輟學，這些年來，她無法消解對母親阻止她繼續學業的怨氣。或許正因如此，王國慧身上有一股子“傲勁兒”，她把自尊和麪子看得十分重要，想在母親面前掙一份“面子”的念頭多年來揮之不去。

以上種種，導致王國慧與母親之間總存在着一層隔膜。可悲的是，她無數次想避免將這種相處模式嵌套在兒子身上，嘗試以一種更爲民主、平和的方式與兒子對話，卻都以失敗告終。在夫妻關係中，王國慧與丈夫看似恩愛，實則缺乏足夠的、平等的溝通交流。何懷禮在煤礦打工，長期處於工作繁重、異性“缺席”的生存狀態之中，無法抑制的慾望折磨，使他最終選擇以嫖娼的方式紓解苦悶。如果說何懷禮最初的“墮落”是生理性需求，尚可理解，那麼當王國慧和兒子到礦上來與他團聚之後，他依舊瞞着妻子，將情人帶到家裏“偷腥”，便是不道德的、自私的、不負責任的。小說中，王國慧兩次拒絕了“性與權”的誘惑，並不是因爲對丈夫的忠貞，而是出於對兒子的愛；面對丈夫的不忠，王國慧也只是在大鬧一場之後，爲了兒子的成長，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想方設法維護家庭穩定和幸福。在表層和諧之下，王國慧的家庭已經是暗流湧動，甚至千瘡百孔。這樣的“暗疾型”家庭，在當下並不是個案。

王國慧與兒子之間的關係，則是小說所要表現的重點，“暗疾型”家庭教育模式的弊端在此展露無遺。王國慧無比重視對兒子何新成的教育，她希望兒子可以考上大學，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這可以說是千千萬萬箇中國家長的共同心願。丈夫對兒子的教育是直接粗暴的，作用是反面的，除了棍棒教育之外，他還在“性問題”上給兒子做出了錯誤的示範，甚至引導兒子撒謊。丈夫對兒子教育的忽視，讓王國慧採用了幾近於“喪偶式育兒”的教育方式，擔起了“家長”的重擔。她將自己未圓的“求學夢”寄託在兒子身上，要兒子給她增光添彩，因此她表現出極強的控制慾，無論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她都要替兒子濾除雜質，將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兒子身上。她刻意營造出一種虛假的。民主”，以“談話”作爲教育兒子的武器，不去了解兒子的真實想法與心理需求，卻引發了兒子的厭惡與叛逆，效果適得其反。她認爲嚴美雲作風有問題，所以不讓何新成與嚴美雲的兒子來往，使兒子失去了朋友；何新成喜歡上週麗娟時，王國慧以強硬手段加以干涉，在兒子身上埋下了悲劇的種子；何新成瘋癲失智之後，王國慧東奔西跑尋求治病之法，最終卻採取了“沖喜”這樣荒唐的方式，反而將兩面三刀的麻玉華帶進家門，這個家庭的悲劇在此時達到了頂峯，正如最後一章的標題所言：“一切都完了”……我們不能否認，王國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親，但她卻很難稱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母親，而王國慧式的焦慮與悲劇，似乎每天都在上演，劉慶邦在小說中所表現的，正是他對現實的關照與深切反思。

三 書寫焦慮背後的人文關懷

現代城市生活的繁華與富庶，吸引着大量的農民走出鄉土，尋找更爲理想的生活。而城市既開放又排外的雙重性，使得這一羣體不得不想方設法在罅隙中安身立命，以螻蟻之力對抗冷漠殘酷的城市法則。在此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這是當下中國社會無法忽略一大現實。因此，許許多多的作家將目光對準了這些“出走的農民”，去探尋他們的生存現狀與心靈困惑。對底層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悲歡離合的反映，已經成爲當代小說創作中的一個常見主題。而劉慶邦的《家長》，通過對轉型時代中一個底層家庭命運的書寫，展現了一位普通家長在瑣碎生活中所面對的種種焦慮與嚴峻的教育問題。小說中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沒有惡勢力的干擾與阻撓，卻無奈地走向了既定的悲劇命運。

在一次採訪中，談及《家長》的創作，劉慶邦提到：“家長是可愛的，可敬的，也是可憐的，可悲的，可憎的。寫家長，也就是在寫普遍的人性。”小說中，何家人喫春韭菜盒子的細節值得玩味，王國慧在廚房烙，丈夫和兒子在外面喫，她卻一口也沒有喫到：“她就是這樣，凡是兒子和丈夫喜歡喫的東西，她都儘量緊着他們喫，自己寧可不喫，一口不嘗。”王國慧在家庭中的狀態，正代表着許多中國式底層家庭的典型情形，打工的丈夫在外忙於事業，孩子爲學業苦苦掙扎，而家庭成員中爲母爲妻的一方，似乎總是心甘情願地付出，在操心全家衣食住行的同時，也要承擔教育孩子的壓力，卻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們不能忽略，小說中的王國慧在承擔“家長”這一家庭角色功能之外，還是一個女性，一個獨立的個體，她應當有“屬於自己的生活”。當她把家庭和孩子看作自己唯一重要的人生任務，將全部的心血傾注在兒子身上，勢必會失去自我，也會給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極易釀成悲劇。什麼樣的教育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物，作爲家長，應當真正尊重孩子的意志，尊重孩子身心的自由發展，在孩子的心理出現問題時，進行及時有效的引導。同時，重視家庭教育的完整性與示範性，父母應當對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做出正確定位，並規範自身的行爲，以身作則，爲孩子提供良好榜樣。對當下家庭教育問題的反思，正體現出劉慶邦這位有着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深切的人文關懷。

“作者的可愛之處在於，即使寫了慘不忍睹的一面，亦不忘人性的閃光。他感懷於良知的發現，所以在悲劇的地方，也能生出飄香的花草，讓美的氣息在此流動，那是唯有大愛的人才有的情懷。”儘管劉慶邦在《家長》中書寫的，是一個在當下社會極具代表性的悲劇故事，但他依舊保持着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對美好人性的執着追求。儘管王國慧的家庭一地雞毛，但她始終樂觀堅強，保持着對生活的希望：兒子瘋了，丈夫何懷禮撒手不管，將責任都推給她；而作爲母親的王國慧從未放棄爲兒子營造一個美好未來，爲兒子“騙”到了一個媳婦兒，給何家留下了小孫子生生，留下了“根”。

“根是什麼，根是血脈，根是生命延續的根本，根是人生的希望。有根在，他們家就會繼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一代接一代延續下去。”

小孫子生生是何家的新生，在悲劇幕後，給王國慧留下了一縷希望之光，是她新的精神寄託。這樣的情節設置，是給予“王國慧們”的精神安慰，也告訴讀者，生活依舊是值得熱愛的，體現出劉慶邦的悲憫之心與人道主義追求。

作爲優秀文學作品的《家長》，不僅揭示的問題發人深思，而且小說形式、語言、結構、人物形象都具有極高的藝術魅力。尤其是小說的語言，特別符合人物性格，特別接地氣，貼着心窩行走，有的直戳向當代中國“家長”心中的痛點與情感的淚點，顯現出了劉慶邦洞察世態人情、精心錘鍊語言的深厚藝術功力和自覺的藝術追求。事實上，新世紀中國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着巨大的社會劇變，教育問題則再一次成爲當代中國社會關注的中心和焦點，劉慶邦長篇新作《家長》所呈現的問題、焦慮、內心疼痛與希望，將是一個長期的存在。我們只有直面問題，揭示問題，纔有可能尋覓到新的希望，才能夠不重蹈覆轍。因此，如何走好轉型時代下的新世紀中國教育之路，如何解決當代中國家庭的種種焦慮，則是劉慶邦留給讀者和社會的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信息來源：2019-05-14 中國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