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歷史上關於畫家劉松年的資料留存很少：生卒年不可考，家世背景不詳，生平軼事無跡可尋，也無一張畫像存世，只知道他活躍在宋孝宗、光宗、寧宗三朝。之所以今天人們還在討論這個名字，只因爲他是一個典型的用作品說話的藝術家。不久前，以其山水畫《四景山水圖》爲藍本的特種郵票正式發行，故宮藏品寶藏中又一枚明珠煥發新生。一封紙質信箋上，可以貼上劉松年的墨寶了。

《四景山水圖》卷，南宋，劉松年

劉松年是典型的畫院畫家，以供御爲創作本分，《四景山水圖》亦是他的職務作品。某些現代人的認知中，院畫家就是皇帝爲打發閒暇時光而設的御用文人，其作品以謳歌盛世、溜鬚拍馬爲特色，與真正的藝術相差甚遠，更與政治無關。如果這樣評價劉松年有失公允，他所處的時代，畫院的內涵和組織形式早已超越了供皇帝休閒娛樂的邊界，與仕途接壤。

先秦兩漢時期，繪畫的主要功用是教化人心，以墓葬壁畫爲主要形式。魏晉南北朝時思想活躍，人們開始認識到山水自然之美，又因爲旅途艱辛費用不菲，有條件壯遊四方的人少之又少，把實景山水轉化到紙面上，供人居家臥遊越來越流行。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雖然以人物故事爲主題，青綠山水卻在畫中佔據重要地位，

傳統民間美學喜好大紅大綠的濃豔色調，上層統治階級又對富麗堂皇青睞有加，爲滿足二者審美需求，青綠山水和金碧山水應運而生，而爲了追求另一種代表更高美學的清麗淡雅之美，水墨畫應運而生。畫家們以墨汁的濃淡乾溼造就強烈的藝術效果，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從內容上講，五代入宋的北方畫家多圖寫北方山水的雄奇壯闊，南方畫家則描繪江南山水的秀麗溫婉，北宋時北派更受重視，劉松年生長於南宋時的江南，《四景山水圖》屬後者。

五代宋初，山水畫家已然名家輩出，李成、范寬、董源、巨然都是名留畫史的巨擘。北宋翰林圖畫院建立在五代、西蜀畫院建制的基礎上。畫院前期主要是搜訪前代遺墨；組織創作圖釋其政治宗教主張的“宣傳畫”；也出品一些投帝王所好的卷軸屏障壁畫。畫院所招募的畫工或長於造型，或精於界作，或爲裝裱高手，畫家地位還不如西蜀、南唐畫院時代，等同於匠人。

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圖畫院由“院”改爲“局”，隸屬翰林院，與書藝局、天文局、醫館局並列。崔白、郭熙這類在民間早已成名的畫家進入畫院，帶來新風。郭熙不僅創作，更是畫論家，他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畫家不可只模仿一家一派，應廣聞博學，畫中可融入自己的創造，不必實景寫生。君子嚮往自然風光，也不必隱居避世，觀山水畫便可“不下堂筵，坐窮泉壑”。他的畫幾乎全部爲水墨，源自真山，又自出胸臆。崔白此前是一名民間畫家，入宮時已年屆四十，對自然山水的體悟和情感是困於宮牆內的畫師無法比擬的。他以鄉野率逸之氣衝擊了宮廷萎靡富貴的畫風，帶來的更多是畫格的變化。

《萬壑松風圖》，南宋，李唐

徽宗時，由於皇帝本人對畫家知識結構的重視，畫學被納入神聖的科舉考試體系。畫學生入學考試側重考察技能，但須對古詩有深刻而廣博的涉獵，能否將詩意與畫意相通，成爲畫院錄取的重要標準。如同今天報考藝術院校，不僅考專業課，文化課也必須達到一定分數。錄取後的畫學生，以類似“三舍法”的形式培養，不僅學習佛道、人物、山水、鳥獸等，還教授《說文》《爾雅》《釋名》，練習書法小篆，學習有關畫理的問答。如此係統全面的課程設置，使北宋畫院從原來的“匠人工廠”升格爲一所高等大學，畢業生不僅有了任職外官的機會，還可以參與政事。北宋後期畫院在這些方面的變化，直接影響了南宋畫院畫家的創作。劉松年就得益於類似系統課程的培養。

北宋都城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之一，人口超過百萬，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再現了它當年盛景。這裏地處中原腹地，經濟富庶，帶給北宋山水畫大氣開闊、雄壯挺拔的氣象。靖康二年（1127），女真人長驅直入，北宋都城被攻陷，徽宗欽宗被掠爲人質。九皇子趙構據守淮河，建立南宋政權。

遷都臨安後，畫院重建。畫院畫家仍然有完成大型壁畫創作，以宣教民心的任務，但更多是完成卷軸和冊頁，內容包括山水、花鳥、人物等諸多方面。其中，山水畫的比重顯著增加，畫家們寫生對象變成了江南秀麗風光，疏林晚照、小橋人家，像《四景山水圖》這樣描繪西湖美景的作品衆多。

根據清人編撰的前人文獻推斷，南宋畫院復建的時間應在紹興二年（1132），院址位於臨安城東新門外的“園前”。畫院大體繼承北宋畫院的建制，但管理比較鬆散，畫家待遇提高，授官人數與北宋後期相比數量更多。起初畫院幾乎都是宣和畫院舊人，之後的畫家們大多師承同門，父子授受，數代承襲形成派系，逐漸構築了一個封閉的圈子。畫家名單中不乏劉松年這樣通過招考形式進入的畫家，不過後人還是從其筆法風格中，考證出他與畫院前輩的師承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