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项目上，三大球一直是中国的弱项，尤其是足球和篮球，更是为国人所调侃诟病。总是哀叹为何14亿找不出几个会踢足球的，会打篮球的。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思路、新视角，供各位思考。对于足球和篮球这类体育项目，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精神是背离的。中国不应该继续一味地盲从西方，一定要发展这些项目，尤其是把其与国家的荣誉相挂钩。中国应该依据自身的文化标准，对体育项目做一个评判和取舍。符合中国文化的项目是好项目，不符合中国文化的项目是坏项目。对好的项目要鼓励发展，对坏的项目，即便不取缔，也不应该鼓励，更不应该将其与国家荣誉绑定。

要做这些工作，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体育竞赛的起源和本质。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

先看第一个问题，体育竞赛的起源和本质。

在现代人看来，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强身健体，也会想当然地认为，体育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所发展出来的。实际并非如此，从起源上看，体育运动、体育竞赛与强身健体并无直接关系，而是源自宗教祭祀，是以暴力因素为基本元素的祭祀仪式，是宗教崇拜和暴力崇拜的结合。

体育竞赛最初是一种多神教的祭祀仪式，是一种献给神的祭品。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看，这种祭祀仪式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古巴比伦的主神叫马尔杜克，在一年一度新年节上，就有以体育竞赛做为祭祀仪式的方式，去祭祀这个主神。

在多神教的祭祀仪式中，其基本的神学原理都是增强神的力量。为什么要增强神的力量，因为这些神都在掌握着生态循环，进而掌握着植物的生长循环，掌握着粮食作物的生长循环，最终掌握着粮食的稳定供给。但是，这些神都是能力有限的有限神，尽管掌控生态循环，但是并没有绝对的能力能够确保生态循环的稳定进行，这就需要人通过祭祀仪式为神补充能量。因此，多神教的祭祀仪式，实质就是人去做神的事，人去对神进行干预，帮助其能力提升。

所有的祭祀仪式，都是基于巫术式思维，为神补充能量。譬如太阳神掌管太阳的运行，包括每天的日出日落，已经每年的南北移动。在多神教看来，太阳每日的日出日落，和每年的南北移动都是不稳定的。太阳一旦落山，第二天并不一定会正常升起。太阳每年冬季向南移动，并不一定会向北回归。

为此，多神教就设计了诸多祭祀仪式，为太阳神补充能力，以保障其在每天落下后能够照常升起，在每年向南移动时，能够向北回归。

在埃及的多神教中，认为太阳每天是始终是驾小舟在尼罗河中运行，白天是在天上尼罗河，夜晚则是在地下尼罗河。但是，在黑暗的地下尼罗河中是充满妖魔鬼怪的，它们会阻碍太阳小舟的正常航行。因此，太阳在地下尼罗河运行的过程，就是一个与这些妖魔鬼怪进行战争的过程。如果太阳能够打败这些妖魔鬼怪，就能顺利驶过地下尼罗河，第二天清晨驶入天上尼罗河，白天也能顺利到来，否则将滞留在地下尼罗河，人类将不再有白天。

因此，埃及人就设计了祭祀仪式，去帮助在地下尼罗中航行的太阳去战胜妖魔鬼怪。

目前，伊斯兰教每天都要进行五次祷告，而这些祷告的时间点则是严格遵照太阳的的运行轨迹。这些祷告是昔日多神教对太阳的祭祀仪式的遗存。

欧洲有个仲夏节，中国也有个端午节，这个节日是多神教对太阳祭祀仪式的遗存。农历五月是夏至出现的日子，即太阳到达最北边，然后就开始向南移动。多神教认为，夏至是一年中太阳死亡的日子，象一天中的日落时分一样。因此，需要在这一天对太阳进行拯救，为其补充能量，这是五月节燃烧篝火的原因所在。依据巫术思维，在地上燃放篝火，就可以为天上的太阳补充能量。

夏至是太阳的死亡的日子，与之对应，冬至就是太阳重新降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太阳开始向北移动，春天即将到来，万物会迎来复苏。基督教中的圣诞节，就是多神教对太阳诞生的祭祀仪式的遗存。

对植物神、月亮神，乃至生殖器神，也都基于同样的神学原理，设计了很多祭祀仪式，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说说运动竞赛这种祭祀仪式的神学原理。

在古埃及多神教对太阳在地下尼罗河中的航行的神学构造中，就是一个太阳与敌对势力的战争过程。这一神学模型在多神教中普遍存在，认为神的职能会被敌对势力所破坏，神要正常发挥职能，必须战胜敌对势力。这样神的发挥职能的过程，就被设想为一个神与敌对势力战争、竞赛的过程。依据巫术原理，通过人为的模拟战争，并让代表神的一方获胜，就可以帮助神在战争中获胜。于是，就设计出了模拟战争的祭祀仪式，这是最早的体育竞赛。

这种模拟战争的祭祀仪式，最早出现在对古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的祭祀中。古希腊文明也是多神教文明，而且与古两河古埃及文明关系密切，受其影响严重。因此，古希腊文明中也有体育竞赛的祭祀仪式。这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明确的记录。古希腊最早的奥运会就是专门以体育竞赛为祭品的祭祀仪式。

在多神教中，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主神，这个主神就是这个城邦的主宰和象征。体育竞赛中的胜利，就是这个主神的胜利，因此，这个胜利是不仅是神圣化的，而且可以代表着整个城邦的荣誉。

再后来，古罗马的人与兽的角斗，以及西班牙的斗牛，都是这种模拟战争的祭祀仪式所派生，也都是祭祀仪式，并非单纯地娱乐。

人类学资料显示，在西欧人没有入侵之前，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也存在体育竞赛式的祭祀仪式，而且更惨烈，更悲壮。他们是以踢球来进行竞赛的，其规则既有现代足球的规则，也有篮球的规则。两队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进球多者为胜。失败的一方要全部杀掉，作为祭品敬献给神。这就是阿兹特克帝国的特殊方式的人祭。现代的足球和篮球正是由此所产生。这也是为何在足球、篮球项目上美洲最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进一步研究体育竞赛式祭祀仪式的起源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一种是纯粹的多神教文化，另一种则是战争崇拜文化、暴力崇拜文化。纯粹的多神教文化是否定战争和暴力的，以不会以战争和暴力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和思考问题的。纯粹的多神教文化起源于古两河和古埃及。

战争崇拜、暴力崇拜文化则起源于中亚东欧大草原的游牧文明。

考古资料证实，在5500年之前，地球上已经存在三大文明，而且都分布在亚洲。分别是西亚的古两河文明（包括北非古埃及），中亚的游牧文明（包括东欧草原），东亚的古中国文明。东亚和西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农业种植，都存在和崇尚稳定秩序。只是不同的是，西亚的秩序是基于多神教的，是宗教秩序，中国的秩序则是基于道义和心性的，是道义秩序。

但是，中亚游牧的经济基础则是放牧，作为主要财富的牧群是移动的，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无法象西亚和东亚的农业文明那样进行稳定的定居，因此游牧社会就不存在稳定的秩序，也没有秩序的概念。他们所关注的不是秩序，而是自身的财产，是以财产为中心的，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原始起源。

在缺失稳定秩序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财产的安全，答案只要暴力、武力，每个家庭、部落，仅仅靠武力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暴力、武力就等于财富。于是，整个游牧社会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

考古资料还证实，5500年前之后，东亚、中亚、西亚这三大文明之间开始周期性地交流融合，大约500年一个周期。从动力上看，在这种人类文明的周期性大交流中，中亚游牧居于主导地位，是中亚游牧周期性地向外扩张，具体就是对东亚和西亚两大农业文明的入侵和殖民。而中亚游牧的周期性扩张，可能是周期性的人口压力所致。

5500年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实际就是东亚、中亚、西亚三大文明元素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东亚的是道义因素，西亚的是宗教因素，中亚的则是暴力战争因素。这种融合的过程，也产生很多新的文明要素，包括政府、法律、新的宗教形态和新的祭祀仪式。

以模拟战争为形式的祭祀仪式的出现，就是中亚暴力因素和西亚宗教因素相融合，所出现祭祀仪式的革新。

从其起源可以清晰地看出，体育竞赛的本质是宗教崇拜和暴力崇拜的结合。这两种崇拜都与中国文化严重背离。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道义和心性，宋明理学将道义和心性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心即理”、“性即理”。“理”就是“义理”、“道义”。心性人的逻辑上的情感思考器官，是情感思考主体，义理则是人基于情感和思考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原则，而且这一基本原则是天然地内在与心性的。也可以说，义理就是心性的基本属性，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同时，道义、义理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在中国文化中，秩序、义理、心性三者是密切联系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个东西，是三位一体的。义理则处于中间位置，一端对秩序进行支撑，另一端则是心性的基本属性。故而中国传统的经学就是以义理为核心，也叫义理之学。其实，义理之学也是心性之学，也是秩序之学。

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和总结，但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形成远早于此，在文明之初就完成了。这就是传统文献所说的伏羲画卦，即在伏羲时代已经完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表现在卦象之中。

孔子将中国文化最核心要义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仁”。“仁”字形是二人，即是说二人之间要相互感通，相互尊重。感通什么？尊重什么？尊重的是相互的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孔子将其总结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体育竞赛是一定要分出输赢的，比赛的双方都是希望自己赢对方输，因此体育竞赛是与“仁”截然相反的。

体育竞赛之所以能够在西方长期存在，根源就在于西方缺乏“仁”的基本精神。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育竞赛也没有生存的土壤。

其实作为祭祀仪式，体育竞赛也传入到中国。但是，却被中国依据自身的文化做了评判和取舍。舍弃了二人竞赛的项目，而仅仅保留更强调个人技巧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射箭，被称为“射礼”，射礼属于中国三代时期祭祀仪式的一个部分。

射箭的规则是看能够射中靶子，这个完全是个人技能、技巧，并不涉及与别人直接角力、竞赛，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较少，更能相融。

而且，在射礼中还有一个规则，叫“射不主皮”。 《论语·八佾》：“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说，射箭只要求点到为止，只求射中靶子，而不比射箭的力量。古代的靶子是用牛皮做的，力量大的人可以射穿牛皮，力量小的人，可能仅仅射中靶子，箭不能穿透牛皮，而掉落下来。这个规则的目的是只比技巧，而不比力量。因为技巧人人可训练可得，但是力量的差异有天赋的成分，并非可以通过训练可以获得。

对这种经过中国文化改造过的射礼，儒道两家都给与极高的评价。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老子也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与之。”（《道德经》第七十七章）

这也是在当下的球类项目中，中国更钟爱和擅长作为小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原因所在。较之需要肉搏的篮球足球，乒乓球和羽毛球，更需要个人的技巧，与古代的射箭一样。

总之，中国的文化讲仁义，讲心性、理性，排斥宗教崇拜，也排斥暴力崇拜，因此与体育竞赛是不相容的。

在对体育项目，中国应该象古代对射礼的接纳和改造一样，应该依据中国文化的标准，进行评价和取舍，而不应再继续盲从西方，沉溺于体育崇拜和体育迷信。

首先要做的，就是接触体育竞赛与国家荣誉之间的绑定，这是西方继承自宗教的陋俗。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石之上，因此，将体育竞赛与国家荣誉绑定，有着深厚的基础，而中国则缺乏这种的文化基础。

其实，要对体育项目基于仁义、道义的原则进行分类，倡导更合乎仁义原则的项目。同时，还要重新修改体育竞赛规则，让其更合乎仁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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