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主流的历史认知中，人类文明是进化发展的。人类的独立程度，自由程度，也是如此，古代的人都是不独立的，也是不自由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化，到了现代，人类逐渐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由。也可以说，古代人是没有独立人格的，而现代人则进化出了独立人格。

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来看，关于独立人格的进化史观只适用西方文明，并不适应于中国文明。

这里的西方文明，是指自古埃及、两河以来的，中国之外的所有农业文明。

更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如果把人类文明的历史起点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话，那么中国文明从一开始便是人格独立的，从一开始中国人就独立的、自由的。中国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人格独立，是独立和自由。

在中国文明史中，独立人格不是通过历史的进化而逐渐出现的，而是一开始就有的。反而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文明屡屡受到西方文明干扰，一次次地失去人格独立，失去独立和自由。然后，中国文明会陷入中西文明冲突之中，独立人格会再次恢复，独立和自由会再次恢复。

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独立人格屡屡遭遇干扰、破坏，但又屡屡恢复的历史。

西方文明则相反，就独立人格而言，就人们的独立和自由程度而言，的确呈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进化特征。

与中国文明史相对应，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独立人格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逐渐成长的历史，人们的独立和自由程度逐渐增强的历史。

也像中国一样，出现这些变化的动力不是来自文明的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中国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本来就是人格独立的，因屡屡遭遇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失去之，并最后恢复。而西方文明本来不是人格独立的，但是因屡屡遭遇中国文明的影响，开有了人格独立，并逐步增强。

这就是整部人类文明史的内容。

独立人格之所以能在中国起源，原因在于，古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非常稳定，因为中国的农业是靠雨水灌溉的，是雨水农业。下雨属天道的范畴，无需人力干预，会自动实现，人只需做的是按时耕地、播种、收割。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对这些工作完全胜任。所以，从起源起，中国的农业就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耕作是培育独立人格温床，也是独立人格保障。

在这种环境下，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5000年期间，古中国人对自然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自然是超级稳定的，是可以绝对信赖的，是绝对的善的，而且，自然是按一个可循环的，有秩序有条理的，可以学习的规律来运行的。这就是中国的“天道观”。

自然是有秩序的、有规律的，以及完全信赖自然的观念起源于中国，并于公元前3000年后，逐渐西传，持续地影响和改造西方文明。法律、政府、一神教、乃至现代的科学，其形成和演化均与此有关。

由于古中国人认为天道是稳定的、可信赖的、有秩序的、有规律的，所以，他们认为对天道来说，对自然来说，人所要做的事仅仅是“顺应”，自然的就是最好的。人不需要影响她、干扰她，人为的干预就是“伪”，就是恶。这就是“无为”。

也就是说，尽管天道很重要，但却是不需要费精力去关注的。所以，中国人完全把关注精力放在了人事上，放在了如何做人上。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50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形成这样一观念，认为个人完全有能力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人是可以自足的，无需任何外部组织和政府的帮助、服务。人们收成的好坏、生活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而非取决于他自身之外的任何因素。

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中国人过的是一种雨水灌溉的、家庭耕作的农业生活。这样漫长的生活，让中国人感受到了两个独立，一是对天、自然的独立，二是对人的独立。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天的独立，因为天是超级稳定的，无需过问。人只需按时耕作，即可生活无忧。由于中国的农业无需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只需要简单的耕地、播种、收割，靠着家庭、甚至个人即可完成，所以，中国人感到完全靠自己，无求于任何别人，就可生活无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是“自力更生”。

对天独立，对人独立，是人格独立的两个前提条件。只有古中国文明具备这两个条件，出现的人格独立。

西方则相反。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期间，中国之外，进入农业社会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古两河流域，简称古两河，一个是古埃及。所以，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西方文明，就是古埃及-两河文明。但是，古埃及和古两河的农业不是用雨水灌溉的，而是用河水灌溉的。古埃及靠的是尼罗河，而古两河靠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河水农业与雨水农业的主要区别有两个。一是，稳定性差。二是灌溉工程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能够完成，需要众人协作。

古埃及和古两河几乎不下雨，农业完全依赖河水灌溉。而相对中国的雨水来说，河水的稳定性太差了：水位高不行、低了也不行；洪水不来不行，来了太小也不行，太大更不行。洪水对中国而言是绝对的恶，所以有“洪水猛兽”一说，而古埃及-两河的农业却是绝对依赖洪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中国而言，古埃及-两河文明就是一种与猛兽共舞的文明，一种高度恐惧的文明。从洪水可以灌溉农业方面来讲，洪水对人是善的，但是从洪水可以制造水灾，可以毁灭整个社会而言，洪水又是恶的。

善也好，恶也罢，洪水的行为是外在于人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5000年期间，古埃及-两河人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自然不是绝对的善，也有恶的因素，而且自然也不可以完全信赖，因为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可持续。她善恶无常，没有秩序，没有规律。所以，自然不是完美的，她需要人的干预，只有通过人的干预，才能增加她的稳定性，可信赖性。

这些干预就是祭祀。祭祀的对象是神，神就是决定自然稳定性、持续循环的力量。祭祀是古埃及-两河人构想的增强自然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的仪式手段，是起源于古埃及-两河的。公元3000年后，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文明中的祭祀元素是受古埃及-两河的影响才有的。

所以，古埃及-两河文明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天、神、自然，而非人。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是神本文明，而中国则是人本文明。

要把河水引入农田是，是需要挖沟修渠的，尤其对于古两河，这些工作是个人和家庭无法完成的，必须众人的协作，个人之外的组织。这样以来，古埃及，尤其是古两河的人们感受到，单个家庭，更不用说单个人，是无法自力更生的。所以，古埃及，尤其是古两河的农业，从一开始，就不是家庭耕作的，而是集体耕作的。

其基本耕作单位不是家庭，而是神庙。 神庙是人们生活的绝对中心，不仅在精神上，人们崇拜神，要执行诸多的祭祀仪式，而且在一个聚落内，人们的居住地也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庙是神的居住地，处在中心，人们自己房屋则环踞四周。

人们忠实地认为，自己是神的仆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为神服务。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当然土地也是神的，收成也是神的。大家集体修建灌溉工程，集体耕作，收成归神庙。神自己不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只能委派给一些人来管理，这些人就是祭司。祭司所要做的事，不仅包括对神的祭祀等“宗教”范畴的事务，而且也包括组织人们进行生产，和分配收成这些的民事、世俗事务。在古埃及-两河，没有人事，只有神事。

这样以来，古埃及-两河文明，就无法象中国一样，做到人天的独立，人人独立，也就不可能出现人格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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