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中国整体历史做一个俯瞰性的盘点和概括，建立一个制度范式变革模型。

为什么要对中国历史建这么一个模型，就是为了更方便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历史，然后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正在孕育的第四制度范式，就是我们的未来。不仅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制度范式变革模型的整体描述：中国历史中已经存在了三个制度范式，发生了三次制度范式变革，目前中国正处于第四制度范式形成之中。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国历史上两种级别的变革：改朝换代级别和礼崩乐坏级别》）中已经指出，中国历史发生了的两个级别的变革：改朝换代级别和礼崩乐坏级别。改朝换代级别的变革，只改变朝代的名字和皇帝的姓氏，但基本制度并未发生改变，制度范式依然是同一个。礼崩乐坏级别的变革，则在朝代改变的同时，也发生了基本制度的改变，发生制度范式的崩溃。

“礼崩乐坏”实际就是指三代礼乐制度的崩溃，也是三代制度范式的崩溃。我也用礼崩乐坏泛指所有的制度范式的崩溃。因此，制度范式级别的变革就是礼崩乐坏级别的变革，就是礼崩乐坏。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只是谈了夏朝之后的情况。从夏朝之后看，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中，一共存在了两个制度范式，发生了两次制度范式级别的变革，即发生了两次礼崩乐坏。

两个制度范式：第一个是，三代时期的礼乐范式；第二个是，从汉至清，汉清六朝时期的儒法范式。

两次制度范式级别的变革，即两次礼崩乐坏：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时期，经战国，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结束；第二次发生鸦片战争之后，目前依然处于这个过程之中。新的制度范式尚未真正形成。

三代的礼乐范式，存在了1500年，汉清六朝的儒法范式，存在了2000多年。

但是，中国的历史并非是从夏朝开始，在三代之前，还有有一个三皇五帝阶段。现在我们把夏朝之前的三皇五帝阶段也纳入进来，让这个制度范式变革模型涵盖整部中国历史。

这样制度范式和制度范式变革，就将各增加一次。中国历史中已经存在了三个制度范式，已经发生了三次制度范式变革，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制度制度范式变革期，第四制度范式正在孕育。

先系统性、概括性地说一下，然后再做稍微详细的解释。

第一制度范式，存在于整个三皇时期，可以称之“契约范式”。整个五帝阶段，是第一次制度范式变革。黄帝战蚩尤，是第一制度范式崩溃的开始，第二制度范式开始孕育。

直至大禹时期，第二制度范式开始成型，就是礼乐范式。此后，该制度范式存在于整个三代，直至春秋礼崩乐坏开始崩溃。第二次制度范式变革开始，第三制度范式开始孕育。

直至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制度范式才得以成型。然后，存在时间横跨汉、唐、宋、元、明、清六朝。这六朝可以称之为汉清六朝，也可以称之为“大六朝”，以区别于目前历史学约定成俗的“六朝”。这个是小六朝，指的是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

1840年鸦片战争，第三制度范式开始崩溃，进入第三次制度范式变革期，第四制度范式将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尚未真正成型。

下面再稍微详细地做一下解释。更详细的解释，会在以后的文章中陆续给出，请有兴趣者积极关注“蔡氏意学”。

先对三个制度范式做一下解释。重点说第一制度范式。

第一制度范式的存续时间最长，覆盖了整个三皇时代。

三皇时代最典型的制度特征之一，就是没有政府。在现代人看来，没有政府将意味着混乱无序。但是，三皇社会不仅有秩序，而且被人们认为是最理想的秩序。

现代的主要社会治理工具是政府，三皇时代的社会治理工具则是契约。三皇时代可以称之为“契约时代”，其社会可以称之为“契约社会”。因此，也把三皇时期的制度范式，称之为“契约范式”。

《周易 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句话就是对三皇社会的记忆和描述。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都是契约，因此“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

《老子 80章》：“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复结绳而用之”就是恢复“结绳而治”，重回契约社会。老子认为，契约社会是“至治之极”，是最理想的社会。

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并且完全相同的绳子。书契则是一对刻着契齿文的小木片，左右两片的契齿文完全象契合。

结绳的绳结和契齿文的齿，都是数字符号，结绳和书契在技术上就是数字记录工具，所记录的是一个数。是最早的合同文本，数字指代表弟财产的数量。

在合约签订时，根据标的财产的数量，给绳子打结，或给书契刻齿文。一对结绳不仅绳结个数相等，而且，各个绳结的大小、间隔也是完全相同。最典型契齿文，是上而下的一排横线，可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中间。当左右契分开时，完整的契齿文将被分开，左右契各保留一半。一般债权方持右契或右绳，债务方持左契，或左绳。这样右契、右绳，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最早的借据、债券，甚至有时可以流通，而充当货币。

同时，结绳和书契还有简单的加密机制。当债权人持右绳或右契前去找债务人要账时，债务人会将右契或右绳与自己所持有的左契或左绳相比对，以验证左右绳是否相同，或左右契是否相合，以判断真伪。这就是“合同”一次的来源。结绳就是约（绳子），书契就是契，两者合成“契约”，契约即合同。

“佐证”、“佑助”也是来源于此。是作为债务人的左方以左契为标准来对右契进行验证，因此叫佐证。当右契能够与左契完全相合，就叫“契合”，当右契与左契不能相合，就是相互左右，但是，以左为标准，简称“相左”。右方是借出方，对借入的债权人，就是一种帮助，因此叫“佑助”，“保佑”。“佐、佑”的本字是“左右”，后来才加亻。

佐证、佑助、相左、合同、契约，这些汉语词汇，实际上都是源自结绳和书契机制。但是，对于这些机制，至东汉时期，就基本被系统性遗忘了，因此，2000年来，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字词的含义的真正起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反过来，这些词汇的存在，也证明结绳和书契曾经对中国文明的深刻影响。至少到甲骨文时期，这种影响还在，并成为甲骨文构型的基本理念，而被保存在甲骨文的字形结构中。通过研究甲骨文字形结构，就可以破译之。

作为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和书契与现代契约存在一个根本不同，现代契约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以法律的存在为基本前提和基本保障，没有法律、政府，就不会有契约。但是，三皇时期的契约，即结绳和书契，并不依赖法律和政府，而是依赖共识性的道义。道义的基石就是“诚”，因此《中庸》说：“诚者天之道”。

诚不仅是对别人诚，更关键地是对自己诚，对别人诚，一定是建立在对自己诚的基础之上。仅对别人诚，对自己不诚，那不是诚，而是“伪”。契约签订和执行，就是建立在诚的基础之上，自己对对方的承诺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契约条款就不是单纯的外在负担，而是自己的真实意愿，自己的真实承诺。

结绳和书契机制的核心就是，诚，在诚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就是道义。合约执行是靠双方的自愿、自觉来保障，而不是靠第三方的带有暴力强制权威的第三方，即法律、政府。

当然，在结绳和书契机制也有作为第三方的中介，但是，这些契约中介，没有任何强制权力，他们仅仅是凭借自己的道德道义威望，为契约双方提供评理、讲理服务，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这个契约中介，并不直接参与双方事物，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完全是依赖契约双方本身。同时，契约中介在为契约双方提供评理服务时，完全是免费的。

尽管契约中介没有强制权力，但是依然在契约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实际上发挥着社会治理功能和社会教育教化只能。这些契约中介，就被称之为“大人”，也是“儒”。此前我对甲骨文“大”、“儒”进行了详细的考释（《用甲骨文和《易经》追溯“儒”的起源和真义（一）》）。因此，三皇社会，也可以称之为“大人社会”、“儒社会”。

关于，第二、第三制度范式，即三代的礼乐范式，和六朝的儒法范式，前面的文章已经做了解释，本文从略。只指出一点，大人、儒，在三个制度范式中都居于中国社会的核心地位。只是，在不同制度范式中，大人、儒的身份和职能发生了变化。

在三皇时期的第一制度范式中，即契约范式中，大人、儒是契约中介，是契约秩序的重要保障。此时，大人、儒都是作为纯民间人员存在，他们执行职责也完全是自愿的、义务的。

在三代时期的第二制度范式中，即礼乐范式中，大人、儒，开始正式职业化了，进入了政府，成为官员。从这个意义上吗，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实则为大人、儒的职业化。因此，“大人”成为一个对官员的尊称。

在汉清六朝时期的第三制度范式中，即儒法范式中，大人、儒的身份再次发生变化。由政府官员，化身为职业的学者、教师。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变革，独立的学术和教育业出现了。

总之，大人、儒的身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形态，对应着三个制度范式。在三皇时，是契约中介；在三代时，是政府官员；在六朝时，是学者、教师。

接着说一下三次制度范式变革。

总体而言，这三次制度变革的动因，都是来自当时新兴的西方文化的入侵。

第一次制度变革，开始于黄帝战蚩尤。综合各种资料看，蚩尤代表的是与中国固有的契约-道义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而是一种多神教-暴力文化。这种文化是中亚游牧和西亚多神教文化的融合。即蚩尤代表着当时的新兴西方文化。

第二次制度变革，开始于东周时期，北方游牧对中国的入侵，著名者如犬戎，也叫猃狁。伴随着这种入侵，而传来一种新文化，叫法家文化。法家文化的直接起源地，是中亚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是当时的新兴西方文明。法家文化倡导以整齐划一的法律来统治国家，以武力做法执行法律的后盾。形成集权专制。与中国固有的礼乐-道义文化有激烈冲突。

第三次制度变革，起于鸦片战争。欧美文化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同时也反对集权专制，倡导“民主”。这于中国固有的儒法范式存在冲突。欧美文化源于新兴的西欧文明。

也就是说，自黄帝以来，中国历史中的最重大变革，都是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出现的。从黄帝起，中西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就构成中国历史的主轴。

最后说一下，在新制度范式的孕育。

新制度范式的孕育，恰恰和就制度的崩溃是统一过程，就发生在制度范式变革过程之中。由于，制度范式的变革，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那么新制度范式的形成，实际就是一个中西文明融合的过程。不过最终定型的制度范式中，尽管包含着中西两方的文明元素，但是，中西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等的，而是“中体西用”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为基本精神，以西方文化为工具。

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制度范式变革时期，也是第四范式的形成时期。前三个制度范式的存在，至少是1500年。按这个规律，第四制度范式，也将左右中国和世界未来1000年以上的生活。

那么，第四制度范式，将会是什么样的。我的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义利范式”，着重处理的是道义和人心与经济的关系，让道义、人心与经济之间实现良性的协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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