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在孔孟时期非但不重视信，而且刻意反对信。孟子只说“仁义礼智”的“四端”，到了西汉，董仲舒才加了一个信，形成“五常”。

从孟子的“仁义礼智”，到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字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范式的转换，一种时代的转换。认识和理解这一转换，是正确理解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基本前提。

遗憾的是，自西汉至今，学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转换，更没有准确的理解。最终这导致现代人对儒家的基本精神产生错误的认知，对儒家经典产生错误的解读。

孔孟为什么不重视信，因为他们更重视“义”和“权”。“义”和“权”是以思考为基础的判断和选择，是灵活的、动态的。信则是机械地固守，没有思考，没有判断和选择。

也就是说，孔孟更尊重人的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和判断选择能力，个人的行为是基于其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选择的结果。一个真正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其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一定是合乎“义”的，合乎“理”的。这种以义理为原则和标准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就是“权”。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之理，谓之义”。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扬子和墨子都走了极端，固执地坚持一条原则，一个极端自利，一个极端利他。子莫希望更合理一些“执中”。但是，也做到真正的执中，一定是基于独立思考的，对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和权衡，做出灵活的选择。如果仅仅制度一个标准，然后机械地固守，就是“执一”。“执一”其实就是“信”。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无适”就是坚持一定要怎么样，“无莫”就是坚持一定不要怎么样。“无适”、“ 无莫”就是象扬子、墨子一样的“执一”，偏执，也是“信”。 “义之于比”，就是以“义”为原则、标准，进行积极而独立的思考，进行积极而独立判断和选择。合乎义就坚持，不合乎义，就不坚持。也就是说“义之与比”，是一个持续而动态的思考过程、判断选择过程。

孔孟都将这一持续动态的思考过程称之为“权”，都对“权”赋予了最高的价值。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共学”是一起学习，“适道”是得道；“立”行道；“权”，就是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因此，在孔孟眼中，“权”与“信”就是一对相反的概念，与君子小人相对应。君子、大人，就应该是“权”的，不应该仅仅是“信”，至于小人，能做到“信”当然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或者说，君子、大人的标准是“权”，而小人的标准则是“信”。

因此，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然小人哉。”大家一定要清楚，“言必信，行必果”，仅仅是对小人的要求，大人、君子的标准则远比这为高，而是“权”。

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惟义所在”就是孔子说的“义之与比”，也是“权”。

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贞”就是“义之与比”，就是“权”，在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选择中贯彻义。“谅”就是“信”。

这就涉及到“权”字的本义。“权”的本义是称和用称称重。指代称时，包括秤杆和秤锤，但是尤其是指秤锤。因为在用称重时，通过移动秤锤以达到秤杆的平衡。因此，求的秤杆的平衡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称实际上也是一种标准，一个约定、契约，里边包含着正义。“权”的是“权”，其中的关键结构“隹”，就源自结绳之右绳，与卩同。结绳是契约的最原始形态。也就是说，从造字意图上看，“权”包含着契约因素。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凡是汉字中的表示度量衡单位和标准的字，其字形结构中绝大部分都包含着契约因素。

因此，很自然地，“权”被用来指代行道的实践过程。行道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过程，独立的判读和选择过程。对实际情况进行积极的思考，积极的判断和选择。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是与义相合。这个过程是动态的，试错的，很类似于在称重时通过移动秤锤实现秤杆的平衡。

“掌权”特指执政，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是专门的道义行业，政府官员都是专业化的行道之人，因此，官员也叫“大人”。但是，“掌权”仅仅是政治决策，并不一定包含着专制。

“权”字的权势、强权、权力的义项，产生在秦汉之后，先秦并无这种用法，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经春秋战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产物。集权专制因素，即法家因素混入了政治、政府之中。

现代社会，又用“权力”去对译right，“权”字愈发偏离其本义。

孟子只讲“仁义礼智”，而且认为其根基在人心，人心天然具备“仁义礼智”之“四端”。这样“仁义礼智”，不过是人心自由施展之外在效果。人心的自由施展，就独立自由地发挥其思考能力，其判断和选择能力。

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西汉董仲舒将孔孟所反对的“信”，提升之与“仁义礼智”同等重要的级别，与之并列，构成所谓的“五常”。是中国社会发生大断裂的产物，这场大断裂是由春秋战国期间所发生的“礼崩乐坏”造成的。

春秋之前，中国是“权的时代”，战国之后，中国是“信的时代”。在“权的时代”强调人的独立的思考能力，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孤立人们进行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而在“信的时代”，则强调人们对固定标准的信仰、信从、服从。

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较之孟子的“仁义礼智”，不仅仅是多了一个“信”的问题，其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孟子的“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心”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选择的结果，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选择。

但是到了董仲舒这里，“仁义礼智信”变成了“五常”，是“本与天”的，而非“本与心”的。这样人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而成为一个天的被动服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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