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姍姍 | 五四期間杜威與中國的一段“交互經驗”

作者彭姍姍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註釋從略

五四期間杜威與中國的一段“交互經驗”

彭姍姍

內容提要

關於杜威訪華的既存研究大多在“影響—接受”的框架內展開，但這一思路忽略了杜威本人與五四時期的中國都是複雜多元的變量。杜威在華講演，是哥倫比亞大學、各家邀請方、各級政府、媒體、聽衆及杜威的主觀願望和工作相互協調的結果，亦深受美國國內形勢和世界局勢影響。基於新出版的《杜威通信集》、地方報刊及在華英文報刊中的相關史料，從“交互經驗”的角度來重新考察杜威訪華事件，可以更充分地認識杜威對新文化運動及新教育改革的參與，亦可一窺新文化運動的分層、分期、分地域及最終分化的多重面向。

關鍵詞

杜威訪華；《杜威通信集》；五四；新文化運動

關於杜威訪華的研究已爲數頗衆。但因資料所限，訪華事件的部分史實卻一直未能釐清。《杜威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的出版爲重新考察這一事件奠定了基礎。以往學界使用較多的1920年版《來自中國和日本的信件》僅收錄了杜威夫婦1919年2月至8月4日的書信，且內容頗有刪削；而《杜威通信集》則收錄了杜威一生與家人、朋友、同事之間的全部往來書信，包括第1卷（1871—1918年）、第2卷（1919—1939年）、第3卷（1940—1953年）。其中，第2卷收入了杜威訪華期間全部信件的完整內容，甚至包括相關人物的信件，如中國學生與羅素的通信。

據新資料可知，杜威在中國生活了兩年零三個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9日）。足跡所至，遍及沿海、沿江的12省和京兆地方這一特別區域，與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青年學生、官員、革命家、軍閥、士紳、古董商人乃至販夫走卒都有所交往。杜威就在中國之中——他參與並形塑了五四之後的這段歷史。按杜威的說法，這是一種交互經驗，“呈現爲有生命的存在者與其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事件”。此間的杜威與中國都是變量。一方面，五四後的中國本身是複雜多元的，處在急速變化與重新整合的過程之中；另一方面，杜威自身亦非固定不變，而一直在探究、回應着中國的新經驗。與此同時，杜威與中國之間的交互經驗又處於變動不居的世界局勢之中。

五四運動前夜的中國正處於關鍵轉折期。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信中寫道：“他們都認爲現在是中國教育和智識發展上的關鍵時期。長期看來，一位西方特別是美國思想的代表在此時比其他任何時間都能更有幫助。” “他們”指胡適、北京和南京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所謂“教育和智識發展上的關鍵時期”，指正在進行之中的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運動。很大程度上，杜威在華的系列講演本身就是作爲這兩項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而被策劃和設計出來的。他的講演活動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輸入學理”的專業學術交流，又是一種普及知識的羣衆教育活動。新文化運動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梅光迪就評論杜威和羅素的講演是“以羣衆運動之法使其講學”。《字林西報》的記者也認爲，杜威演說最大的優點是“宣傳”。

比起一般的學術講演，杜威在華的系列講演活動要複雜得多，可以視爲哥倫比亞大學、各家邀請接待方、聽衆、媒體、各級政府及杜威的主觀願望和工作相互協調的結果，並深受美國國內形勢及世界局勢的影響。在此框架之下，本文以杜威的講演活動爲中心，來重建“杜威與五四之中國”之間錯綜複雜的交互經驗，一方面展現杜威與國內各界的雙向互動如何使這些講演呈現如今的面貌，另一方面也期望藉此一窺新文化運動的分層、分期、分地域及最終分化的多重面向。

一、關於民主、科學與新教育的講演

訪華前的兩三年，杜威在事業、身體和私生活方面都陷入了一種消沉的境地。在事業方面，杜威支持美國參戰，招致了以伯恩（Randolph S. Bourne）爲代表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激烈批評，使其在思想界的領袖地位頗受質疑。在身體方面，杜威一度脖子僵硬，眼睛不適，陷入抑鬱，甚至到了無法著述的地步。在私生活方面，杜威與女作家安西婭·耶澤爾斯卡（Anzia Yezierska）展開了一段愛情糾葛，感到身心俱疲。此時，杜威的密友巴恩斯（Albert C. Barnes）建議他完成1918年秋在伯克利的客座教學後，赴日進行一次四到五個月的訪問。杜威十分心動，隨即聯繫了東大的福崎教授，希望獲得學術邀請。在接下來的數月裏，杜威夫婦做了一系列準備。他們會見日本朋友，“借來了所有圖書館中關於這一主題的全部書籍……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

1919年年初，陶行知、胡適等人得知杜威在日本，遂起意請他訪華。杜威雖表同意，但遲遲沒能得到哥大校長准許休假的回覆，故於4月30日抵滬後，仍感到“不再像在日本那樣知道將來的安排”。稍後又因講演經費沒有着落、蔡元培辭職等問題，致其在華行程遲遲未定。杜威完全未曾料到將在中國生活如此之久，並通過他持續而廣泛的演說在這個陌生的國度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從杜威的角度看，訪華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偶然事件。就像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所言，中國就像是“火星”一般的存在，他“從未期望去那裏，也從不知道那裏正在發生的任何事情” ，故與以往的認知相反，杜威對所講內容幾乎毫無準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他在東大和北大的講演爲何截然不同：前者的成果是深思熟慮、體系嚴密、深具洞見的原創性著作《哲學的改造》；而後者基本是對杜威以往思想的簡略概述、或者是關於某一新主題的尚顯粗糙的思考。初至上海時，杜威就希望聽聽前來接待的年輕人談談中國的教育狀況，得些講演的主意。這些年輕人包括胡適、陶行知和蔣夢麟。後來，杜威逐漸意識到胡適在中國已享有巨大的聲望，也越來越重視胡適的建議。

從中國的角度看，杜威訪華雖由其弟子倡議發起，卻幾乎得到了整個新知識界的支持，是官方和民間的一次聯合行動。北大、南京高師和江蘇省教育會首先發出邀請，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會隨即也加入歡迎的行列。之後因經費困難，與北京政府關係更密切、在文化上不那麼激進的研究系名下的尚志學會、新學會等機構慷慨資助了杜威在華的活動。教育部的積極參與尤需注意。早在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總長時，杜威的思想就已滲入到教育部的政策制定中。雖然此時國人所理解的實用主義教育與杜威真正的教育主張差距頗大，但無論如何，在杜威來華之前，歸於他的名下的教育主張便已經在教育部的提倡和推行下風靡一時。杜威訪華期間，教育部的歷任首腦袁希濤、傅嶽棻和範源廉都十分支持杜威講演一事。杜威1919年在北京的兩個重要講演《美國之民治的發展》和《教育哲學》即被安排在教育部會場，對於擴大杜威講演的影響來說意義重大。

杜威未抵華前，其講演的基本框架已由邀請者們初步確定。1919年4月，《新教育》出版“杜威專號”，發表了一系列介紹杜威學說的文章，分別是《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胡適）、《杜威之論理學》（劉伯明）、《杜威之倫理學》（蔣夢麟）、《杜威的道德教育》（作者不詳）和《杜威的教育哲學》（胡適）。杜威對講演並無太多“主意”，他後來的講演主題基本是依照這組文章而設計。

杜威的講演可分爲五類。第一類是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及其由來，包括《試驗論理學》（Experimental Logic，10講）、《思維術》和《思想的派別》（8講）。第二類可視爲實驗主義在倫理方面的應用，包括《倫理講演紀略》（15講）及各種人生觀講演。第三類可視爲實驗主義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包括在北京和南京的兩次《教育哲學》（各16講）講演和大量關於各種教育問題的講演。第四類可視爲實驗主義在社會政治方面的應用，包括《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16講）及各種關於“民治”的講演。第五類是哲學史方面的一般性介紹，包括《哲學史》（10講）和《現代的三個哲學家》（3講）。前三類講演都呼應着“杜威專號”上的文章；《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講演是杜威在胡適的建議下，首次系統闡述實驗主義的社會政治哲學，因而沒能先期介紹。第五類講演則與杜威本人的思想關係不大。《哲學史》講演是在南高開設的課程，只是對希臘哲學的一般性介紹；而《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則是爲柏格森和羅素訪華做準備而臨時增加的。各種系列講演是杜威頭一年在北京和南京高師所做的，份量最重，影響也最大。在北京的講演主要由胡適策劃和安排，1920年春季在南京高師的系列講座則由南京高師和江蘇省教育廳聯合商定。

上述各類講演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雖名類各異，卻都在闡述同一些主題——民主、科學與教育。論理學講演揭示了實驗主義這一科學方法及其相應的平等、自由的宇宙觀。倫理學講演將道德理解爲一種類似於科學的理性探究，並從人性的角度闡述了實行民主的合理性。政治哲學講演論述瞭如何用實驗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紛亂，並認爲最好的社會即最能發展“共同生活”——杜威意義上的民主——的社會。教育哲學講演討論了科學對教育及共和制度的影響，並認爲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乃社會改造的最優手段。簡單地說，發展共同生活（民主）是人的目的，教育是進行社會改造、實現這一目的之手段，而科學爲民主和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技術條件、思想方法以及精神上的勇氣與信心。在杜威看來，目的與手段實際是相互轉化的：民主是持續不斷的廣義上的教育，而狹義的學校教育便是要將學校變成一個民主的小社會。可以說，杜威的講演給中國民衆傳達的主要信息，是普及、提高教育，發展、應用科學（包括技術與方法），以實現真正的民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民主、科學的觀念早在清末就已傳入中國，新教育的理念在民初也已被廣泛宣傳，但杜威從實驗主義的角度對這些觀念做出了新的闡釋，最突出的一點便是更強調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繫，從而爲民主的實行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除了政治民主之外，持續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本身就可能成爲一種民主。從內容上看，杜威的講演與兩大運動密切相關。通過杜威的講演，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得到廣泛的宣傳與討論；也是通過杜威的講演，新教育觀念的影響得以上達各級政府，下至廣大一線教師及青年學生。

雖然講演的主題大體是由邀請者們選定的，但最初幾個月的觀察使得杜威對在中國發展民主、科學與教育的重要性和實用性有着相當的認同。五四運動讓他看到了中國“真正的覺醒” ，一般國民對一戰後如何處理德國殖民地青島的反應讓他看到了真正的共和國精神。他認爲“中國人在社會上是一個非常民主的民族”，中國知識階層對教育的熱情也讓他深爲感動。因此，這一時期，杜威期許中國能逐漸“養成民主生活和思想的習慣”，“洞悉之所以造成西方進步的那些原理、觀念和理智”，從而真正獲得新生。

此外，杜威並未照本宣科地講演實驗主義的學說，而是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作了相當的調整。比如，在倫理學講演中，杜威並未過多強調實驗主義倫理學的特色，反而將重點放在了討論理智與感情的關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這是因爲杜威試圖糾正學生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感情用事”的弊病，嘗試引導學生“有更遠大的目的”，“發展社會精神或博愛精神”。

杜威講演盛況

《晨報》（北京）1919年6月23日，第3版

第一年的講演大獲成功，使杜威擺脫了消沉的情緒，激發了他新的智慧和熱情，也在中國產生了廣泛而持續的影響。除了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晨報》《民國日報》《密勒氏評論報》《北華捷報》等大報的持續報道之外，許多地方刊物、學生刊物也選擇性地刊載了杜威的演說。後者往往不是轉載大報的報道，而是登載該刊作者所獨立記錄的杜威演說。這充分顯示了國人對杜威演說的濃厚興趣和高度熱情。就在杜威訪華期間，他的講演便陸續被結集成冊出版，除了各種常見的講演集，當時還出版了“各種小講演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杜威講演集異常暢銷。以晨報社版的《杜威五大講演》（1920年）爲例，這部近500頁的厚部頭據稱每版印刷10000本，到1921年杜威離開北京時發行過10版，到1923年時已發行了14版。這意味着這部講演集或已售賣了140000本，以當時傳閱書刊的習慣，實際的讀者數應遠超於此。之後數年中，此書仍不斷再版。時人都承認杜威在中國影響巨大，後來的研究者也認爲杜威成爲一種時尚熱潮（a fad）。然而，這一熱潮也在急劇變動的國際和國內局勢中不斷分裂和轉向。

二、全球紅色浪潮下的轉折時刻

對於第一年的成功，杜威本人的反思頗值得玩味：

我無法再重複這一年的成功了……一些人說我已經激起了相當的興趣，……就好像當你從來沒有在火星呆過，從未期望去那裏，也從不知道那裏正在發生的任何事情，但你被告知說，你講的東西已經在火星上激起了興趣。我並不假設我傳達了觀點；……因爲人的自負通常是反響的一個部分——如果有任何反響的話，你情不自禁地會想象自己與據稱你應當要完成的東西有關。

這段話出自杜威寫給孩子們的信，所傳遞的情愫是相當私密、真切的。對自己在“火星”上的成功，杜威表現出相當的懷疑。這種懷疑與此信的寫作時間1920年4月1日密切相關。

杜威致孩子們的信

1920年4月1日，英文版《杜威通信集》，第2卷。

五四後各種風潮不斷，學生以罷課爲手段組織運動，漸成常態。1920年2月初，北京學生反對就山東問題進行中日直接交涉的舉動，又一次引發了全國性的罷課風潮。2月4日，北京學生在市街講演，與警察產生衝突。杜威評論說：

事情已經非常糟糕，沒有講演能持續兩週。沒有真正的罷課，但也沒有有秩序的課堂。他們每天都開會討論是否要罷課。負責的人越試圖阻止它，發熱的頭腦就越想要抗議毆打、逮捕學生，抗議應日本政府的要求解散學聯。學生中支持政府的間諜也在鼓動罷課……上週的形勢如此緊張，這裏和天津的警察及軍隊公然採取行動，逮捕了學生。

4月14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正式宣佈罷課。隨後，12省30餘地的學生響應，展開了全國性的罷課。愈演愈烈的學潮大概會令杜威懷疑，自己那些關於“民主、科學與新教育”的講演對中國來說真是切題的嗎？

幾乎同一時期，即1920年2月到4月，杜威也在考慮北大的邀請——在中國再留一年。學潮所引發的局勢動盪讓杜威頗爲猶豫，第一年講演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也讓他倍感壓力：“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所有一般性講座，說了所有能說的一般性的話，而且它們已經在整個中國出版了——記住是4億人，我無法在接下來的一年把同樣的事情再講一遍了。” 內心裏，杜威渴望回到祖國，渴望回家。儘管如此，就在寫4月1日的那封信之前，杜威還是打電報給哥大再請一年假。我們將看到，杜威多少是迫不得已才留在中國，因而，他在這封信中所流露出來的沮喪心緒就容易理解了。到4月22日，杜威已確定會繼續留在中國。他給出了三個理由：首先，中國的生活十分舒適，而據目前的報道來看，美國的生活則不大有吸引力；其次，他還想進一步瞭解頭一年所發生的事情的進展；最後，他想去中國南方看看。後兩個理由都不夠充分，因爲杜威此前明確說過：“我個人認爲我現在已經瞭解了我能夠從在這裏的一段逗留中所能瞭解的一切。” 讓杜威決定留下來的最重要的原因，並不在於中國的情形，而在於美國國內的動盪局勢。

隨着蘇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十月革命後站穩腳跟，布爾什維主義不僅在歐洲國家迅猛發展，在美國也有所傳播。俄國革命使得美國工人階級和自由知識分子階層中出現明顯的傾向社會主義的潮流，也使得美國佔據主流地位的保守勢力中恐蘇情緒蔓延。1919年2月6日至11日發生了美國曆史上第一次由不同行業的工人共同參與的總罷工——西雅圖總罷工。這一切導致了美國局勢在1919年初開始動盪。種族衝突、勞工反抗、美國共產主義政黨的成立及左翼力量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安。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卻適得其反地引發了更多的紛亂。最終，1920年年初司法部長帕爾默（Mitchell Palmer）主導的、驅逐激進分子的大搜捕，使得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達到頂點。直到1920年底，美國的局勢才逐漸穩定下來。在長達兩年的動盪局勢之中，與杜威關係密切的《新共和》雜誌被歸進了“革命性”出版物的範疇，杜威本人也被認爲是“對年輕人最具危險”的人物。所以，1920年2月，也即美國局勢最爲動盪不安時，胡適告誡杜威說，他如果現在回國，會遭到驅逐。杜威記錄了他與《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記者弗雷澤·亨特（Frazer Hunt）的對話：“我問他是否美國的每個人都瘋了，他說，他估計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瘋了。” 於是，杜威選擇留在中國。

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家地方報紙對1920年初帕爾默大搜捕的報道

自4月1日起，杜威離京南下講演。雖然全國學潮洶湧，但杜威在南京的講演仍如期舉行，並受到了熱烈歡迎。杜威4月11日的家信中描繪了一次講演的盛況：“星期天下午，我向南京所有的學生講演……事實上有1500人，講我有名的關於新人生觀的演說。”

杜威完全沒料到中國的形勢也會急轉直下。1920年6月，杭州的青年學生開始抱怨杜威演說的智識性不夠。這與杜威頭一年在杭州講演時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形成了鮮明對比。所謂智識性不夠，實際是青年學生已不再滿足於杜威教育改革的主張了。這時，杭州學生在杭州學聯的領導下，正在進行驅逐省長和教育廳廳長的鬥爭。學生認爲兩人是摧殘教育、壓制新文化運動的罪魁。在傾向於鬥爭的學生看來，杜威的主張過於溫和了。而在杭州當權者眼中，杜威卻被視爲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面對整座城市的抵制，杜威在告別講演中說，中國需要的不是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是切實教導人民如何改進農業、棉花、絲綢，尤其是改進他們自己的生活。

對杜威講演不滿的並非只有杭州的青年學生。前人未曾充分注意到，1920年4—6月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間轉折點。俄國革命及隨之而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在歐洲和美國蔓延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或可將這股由俄國革命引發、幾乎同時在歐洲、美國和中國蔓延的思潮稱之爲紅色浪潮。1920年2月時，杜威就觀察到：“無疑，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成長得非常迅速——並非指作爲專門術語的蘇維埃主義，而是這樣一種信仰：革命是解決日本威脅和政府自身難題的有效辦法，而利用俄國革命的幫助就能帶來這種革命。” 4月，蘇俄宣佈放棄沙俄在華特權的加拉罕宣言傳到了中國，“感動了無數的中國青年學生，而所謂‘過激主義’，也開始在知識界流行了”。杜威4月1日那封轉折性的家信也注意到了這件事。到1920年9月時，杜威宣佈：

學生的興趣已經自然地從對教育擴大到了一般的社會問題，而去年他們對教育有着濃厚的興趣。……年輕一代的整體性情是革命的，他們對舊體制如此厭惡以至於他們假定任何改變都會更好——變革越極端，越全面，就越好。在我看來，他們似乎對任何結構性變革途中的困難毫無所知。

在他看來，許多青年學生的興趣點已經從自己轉向羅素，從去年的教育轉向如今的社會革命，“羅素的著作比其他任何人的都更流行……據說英文版的《到自由之路》已經在日本賣出了15000冊，而他在中國是激進思想的偉大英雄。” 1920年10月，羅素剛到中國，便收到一位自稱爲學生代表的信。該信毫不隱晦地表達了對杜威的不滿：

杜威博士在這裏雖然是成功的，但是我們大多數學生並不滿意他的保守學說。因爲我們大多希望得到關於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的知識；一句話，我們亟欲求得關於社會革命哲學的知識。……我們希望您來糾正杜威博士這位美國哲學家的學說。

隨着紅色浪潮的逐漸興起、青年學生興趣點的轉變以及“過激主義”的流行，杜威的講演在某些新文化興盛之地開始遭受來自青年和官方的雙重質疑。但另一方面，在鎮江、松江、南通、嘉興這樣的小城市以及更爲邊遠的一些省份，杜威仍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三、老話題與新探究

按原計劃，杜威第二年不再從私人團體支薪，而改從北大支薪；主要工作是在北京的大學從事教學。但1919年年底，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罷教索薪風潮。自1920年4月起，北大的教員們就沒有收到工資，自然也包括杜威。

1920年的北京街道

[英]唐納德·曼尼攝，《一個英國風光攝影大師鏡頭下的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5頁

政府欠薪打亂了杜威的教學計劃。地方政府和地方教育會取代前一年的幾大邀請機構，成了杜威講演活動的實際組織者和資助者。這一年，杜威先後訪問了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福建和廣東。正是由於美國的動盪局勢和北京的罷教索薪風潮，杜威的講演才能從北京、上海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城市擴展到其他城市和地區——武昌及漢口、南昌、福州和廈門及廣州。在公開講演中，杜威基本上仍重複着“民主、科學與新教育”的老話題。但在私人書信及面向美國公衆的文章中，杜威對於中國的處境及未來已有了不同的思考。隨着中國局勢的日益惡化——軍閥割據混戰，各地風潮不斷，教育經費欠缺，北方遭遇四十年未有之饑荒，杜威對中國的觀察也越來越深入。他逐漸意識到，“民主、科學和新教育”的主張缺乏相應的制度背景。在1920年9月12日的信中，他寫到：“我以前從未意識到我們所無意識攜帶的、作爲批評標準的背景的意義。這裏缺乏任何現代制度相關的背景、缺乏自由主義者相關的背景，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像其他任何事情——只要它是不同的——一樣真實和寶貴。” 但“民主、科學與新教育”系列講演的目的不正是希望在中國培養和建立起相應的文化和制度嗎？第二年的經歷令杜威意識到，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根本付不起他所宣講的那種“民主、科學與新教育”的成本。在離華前夕，杜威感慨萬千地評論：“這裏另外一個奇怪的矛盾是，他們又沒學校又沒錢，但討論教育的興趣比任何別的國家都要大。”

由於改從北大領薪，杜威開始對政府財政有了“個人興趣”。他的關注重心因此逐漸轉向了中國的經濟。杜威認爲，只有通過國際控制纔可使中國免於經濟崩潰。所謂國際控制，指美國發起的新四國銀行團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銀行團計劃意味着剝削，杜威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仍認爲銀行團並不全都是壞的。從政治上看，銀行團能使中國免於被列強瓜分或完全被日本控制；從經濟上看，銀行團的國際監管總比日本赤裸裸的經濟掠奪要好些。杜威很清楚，對中國來說新銀行團只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因而也是一個不便於提出來跟中國公衆直接對話的話題。

杜威曾對“青年中國”寄予厚望。所謂“青年中國”，即以留學生爲主體的、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羣體。但現在他不得不承認，知識階層“規模較小”，他們“實際影響很小”，“而且也不大注重自我組織”。留學生們“不接觸中國，又沒有真正吸收西方的文化和科學，不願從底層做起” ，而學生階層普遍缺乏苦幹實行的願望和能力。杜威所倡導的“科學、民主與新教育”絕非空洞的理念，而要求每個人身體力行的踐履。但令他失望的是，邀請他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太耽於理論了”。

杜威對“民主、科學與新教育”方案的隱憂、關於中國經濟的觀察和思考、對“青年中國”羣體的批評，在他的大部分講演中都未曾涉及。最直接的原因在於他的中國之行是一次“火星之旅”——他對中國有着一個從陌生到熟悉、從不甚瞭解到同情洞察的逐步探究的過程。五四後的中國又恰恰處於關鍵的轉折期。局勢的變幻推動杜威在第二年纔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但他這一年到中南部數省訪問，往往受教育家名聲束縛不得不應邀就教育問題發表講演。更深層的原因或是杜威對中國人心理的理解阻礙了他將負面的觀察和評論宣之於口。杜威相當嚴肅地看待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當《少年社會》的編輯請他建議一些話題時，杜威的建議即愛面子帶來的損害。杜威斷定，對中國人而言，“‘面子’的影響比外在事實的後果更加重要”。這樣，越是形勢危急，杜威就越不便將負面的觀察直接講出來，尤其是在他看不出這些評論能起到什麼實際作用的情況下。

唯有在訪問廣東時，杜威透露了一些這方面的思考。1921年4月28日至5月3日在廣州期間，杜威就道德、教育、西方對東方的貢獻、自由與權利、社會組織之法、西洋社會的發展問題做了六次講演。話題之廣泛，頗爲罕見。杜威告誡說，政治民主是粉飾的，若不以經濟民主相助，實難收效，“解決政治問題，非先解決經濟問題不可”。杜威還提出了三方面的批評：“有學識的人，只顧西洋種種理想學說，而不注重科學方法”；一般國人太愛面子；缺乏愛羣的道德。杜威之所以在廣東吐露這些，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在廣東看到了新的希望。杜威訪粵正值陳炯明主政。在他看來，陳興辦實業，發展教育，革新陋俗，令省內氣象一新。杜威評論說，廣東政府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因爲它不腐敗，具有真正的改革精神和公共精神，“廣東的行政機關要是能延長下去，中國教育前途或者有點希望”。

中國最終的前途會怎樣？1921年的杜威變得不那麼肯定了。似乎在中國呆得越久，瞭解越深入，杜威就越難以清晰地指出中國的具體出路在哪裏。杜威的許多聽衆因此而失望。杜威陳述邀請他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意圖說，他們“想要某個人，能提供關於特定的教育改革、管理方法等具體主題的確定知識，而這些知識能產生實際的結果”。杜威未做評論，但字裏行間都透露出不贊同。實驗主義不再像傳統認識論那樣把知識視爲對穩定、完整實在的反映，而是把它理解成能夠預言和引導情境變化進程的實踐性事件。換句話說，實驗主義者將知識理解爲探究（inquiry）。所謂探究，即遵循困惑、預測、調查、進一步假設、檢驗這五個步驟所進行的實踐。杜威爲中國提供的正是實驗主義意義上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