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李鸿章病逝于床榻,清廷给予了他隆重哀荣,赠太傅,晋封一等候，谥号文忠,入祀贤良祠,在他曾经立功的地方建祠祭祀,并在京师特建专祠,享汉臣未享之荣耀,对他一生给予了极大肯定。

李鸿章曾入翰林,是协理大学士一品大臣,且有大功于社翟。根据清代大臣谥号的规定,光绪皇帝授予李鸿章“文忠”的谥号,先后作了悼念李鸿章的御制碑文、祭文多篇。

赞李鸿章一生“力疾从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任职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期间,“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碑文》中称李鸿章“性秉忠纯,器成远大”,《祭文》开篇也赞其“性秉忠纯,道宏开济”。

从众多的诏令、碑文、祭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清廷称誉李鸿章的功绩大致有两个方面“平发剿捻”的武功和外交功绩。

清廷这样评价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武功,称其“勘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赞其“削平巨寇,光复中兴”。这个功绩在其他祭文也有提及,是李鸿章效忠朝廷的表现之一。

据《国史本传》记载,光绪皇帝曾多次下诏称赞李鸿章的外交功绩。如评价李鸿章年京师之变的外交表现,说他在京师之变中,“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枚赖”,“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不久又再次重申李鸿章“在北洋三十年,办理交涉,悉合机宜”。

光绪皇帝反复强调的是李鸿章作为臣子对君主的忠诚。碑文、祭文中朝廷多次称道李鸿章在外交中所表现的“忠诚”。尤其称誉庚子事变中,李鸿章通过外交斡旋,力保清廷不灭的功绩。如《祭文》所言“百战功成之后,论勋劳莫大于收京”,

《再祭文》中说李鸿章“弥东南之隐乱”,“成中外之联盟”,“抗恒文九合之勋,佐周汉再昌之运,重安宗社,功即冠于收京载哉干戈,事倍杂于战野”等,都是在说李鸿章收复京师,再造社翟的不世之功。

清廷更是将李鸿章比作

郭子仪

“闻命即行,不知谗谤”,比作

诸葛亮

,说他“鞠躬尽瘁,唯许驱驰”。

基于李鸿章以上的功绩和他一生的种种表现,清廷给予了李鸿章“忠”的盖棺定论。

清廷大张旗鼓的祭奠李鸿章,既继承历来表彰功臣的传统,也有鼓励他人效法之意。光绪皇帝将李鸿章树立成为“忠臣”的榜样,要求人臣效仿。《入贤良祠祭文》有言“宣力效忠,树楷模于朝野”。“持举非常之礼,用酬不世之功',在京入专祠祭祀汉臣清朝开国未有,李鸿章独享此殊荣。

为了后世不忘李鸿章“谋国之忠乐”,朝廷希望两都父老,百世子孙能敬念李鸿章的“忠孝之声”。清廷祭奠李鸿章既是为了感谢李鸿章拯救清廷于危难,也是对广大的官僚阶级关于纲常伦理的再教育。朝廷需要这样的臣子继续为他效忠,为李鸿章歌功颂德,于情于理都很合适。

奉清廷的旨意,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直隶等地为李鸿章建了专祠,并且由当地主政官员负责李鸿章专祠的事务,为所建专祠上疏光绪皇帝和慈禧,各地官绅附名其上,为李鸿章歌功颂德。

从这些地方专祠建立的原因或,都不难看出这是朝廷对李鸿章评价的延伸。清廷的祭文、碑文和为所建专祠上疏的内容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到地方的由官方所主导的关于李鸿章的信息传播网络,加深了烙印在李鸿章身上的“忠臣”形象,无疑让李鸿章“忠臣”的形象传播范围和影响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