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我們今天分析“唐僧取貓”之前,先說一下另外一個相關傳說:五鼠鬧東京。總之,從家貓傳入中國的最可能途徑,與家貓傳入中國的大概時間這兩方面來看,至少可以說,相對於“包公請貓”,與“《詩經》時代就有家貓”而言,“唐僧取貓”要更加接近事實。

有人認爲中國自古就有家貓,至少像馬一樣在先秦時期就已經與國人息息相關了。《詩經》曰:“有貓有虎。”《禮記》曰:“迎貓迎虎。”這是其“文獻證據”。其“考古證據”則表明中國人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就開始和“貓”生活在一起,後來的漢墓中也有“貓”骨骼出土。

但是,這些在我們看來是有很多疑問的。

目前比較通行的說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貓,全部來自非洲野貓,並且在大約10000年前由埃及人馴化,之後才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但持不同的意見的人可能還有不少,本文無意深入辨析。)

而明確的中國人養貓記錄,其實晚到南北朝時期纔出現。唐代養貓者漸多,典型的貓粉直到唐末纔出現(張摶),五代以後養貓之風始盛。這跟隋唐之前普遍養狗捕鼠的記載,恰恰正相吻合。

按理說,家貓應該就是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的。如果是陸路則可能是走中亞,如果是海路則可能是走東南沿海。可惜目前爲止,筆者還沒有找到相關考古證據。本文重點從文獻角度來討論中國家貓的傳入。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唐·李頎《古從軍行》)葡萄於漢武帝時期由張騫自西域帶回的事,史有明文,人所共知。然而國人對貓的傳入,就沒有這樣明確了。只有一些傳說,隱約能夠透露點點信息。

這就是很多朋友聽說過的:貓是唐僧取經時從西方帶回來的(可以簡稱“唐僧取貓”)。

但我們今天分析“唐僧取貓”之前,先說一下另外一個相關傳說:五鼠鬧東京。

由於受到清代中晚期公案俠義小說《三俠五義》的深刻影響,提到“五鼠鬧東京”時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俠義版的故事。

唐僧取貓還是包公請貓:中國家貓傳說溯源

《三俠五義》插畫

《三俠五義》裏,“五鼠鬧東京”是非常重要的節目。其中五鼠分別是,大爺鑽天鼠盧方,二爺徹地鼠韓彰,三爺穿山鼠徐慶,四爺翻江鼠蔣平,五爺錦毛鼠白玉堂。故事講的是,北宋仁宗時期,南俠展昭得皇封綽號“御貓”,五鼠弟兄主要是錦毛鼠白玉堂覺得被衝撞,所以奔往東京汴梁“鬥御貓”,因此引發一系列的矛盾。

其中情節頗爲複雜。我們這裏值得指出的是:一,錦毛鼠在去往東京的路上結交了文生公子嚴查散,並且後來爲嚴查散的官司打抱不平。二,鬧東京故事徹底結束時,單走脫一個老二徹地鼠韓彰。

這個俠義版五鼠鬧東京,其實改編自神怪版五鼠鬧東京。

神怪版五鼠故事,明清以來流傳也是甚廣,像明代安遇時《包公案》四十八回“何岳丈具狀告異事 玉面貓捉怪救君臣”,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個字度化五精”等等,皆有其說。英國博物院藏書林刊本《五鼠鬧東京包公收妖傳》與周紹良舊藏明刻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鬧東京記》等書,則專記其事。

這些故事裏,鬧東京的五鼠,都是老鼠精,貓當然也是神貓而非人。

其故事版本多達幾十種,此處僅以書林本爲例,述其大概:西天佛祖雷音寺處,五隻鼠精思凡,來到人間爲禍。先是五鼠化爲趕考舉子施俊,淫亂其妻(這個情節在俠義版中被改成錦毛鼠救護嚴查散)。施家告到丞相府,四鼠又化爲丞相。驚動天子,三鼠又化爲宋仁宗。驚動太后,二鼠又化爲太后。包公來,一鼠又化爲包公。東京大亂,無人能管。包公於是服毒昇天,求見玉帝。玉帝派手下查到這是來自西方的五鼠精作怪,只有雷音寺寶蓋籠中的“玉面金貓”可以降服,玉帝遂派人前往西天。結果佛祖耍滑頭,借出“金睛獅子”充數。無奈包公只好親自動身前往西天,請來真正的玉面金貓。玉面金貓來到東京,咬死四隻鼠精,單走了第五隻(俠義版中最後走脫徹地鼠)。這五鼠跑到南天門,被天兵天將拿住,結果玉帝一時心軟饒了它性命,但減去其神通,發往人家受苦。所以人間多了一種大老鼠。

雖然這個傳說只解釋了“大家鼠”(區別於“小家鼠”)的來歷,沒有明確解釋貓是怎麼來的。但民間故事的流變中,很自然地就把這個故事當成了貓的來歷傳說。故事的最後,便添了個尾巴:鼠患仍未滅盡,所以玉面金貓繼續留在東方爲民除害。有的版本中還有一個設定說的是,本來包公答應把貓請回西天,結果因鼠患未盡包公食言,所以貓常常以打呼嚕的方式罵包公。

很可能是因爲故事性強,所以“包公請貓”這個故事在民間的傳播度,其實遠高於“唐僧取貓”。

“唐僧取貓”的傳說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貓是唐僧取經時從西方天竺國帶過來看護經卷的。”

這個說法,清·黃漢在《貓苑》裏說出自宋·羅願的《爾雅翼》,最近馬伯庸又在網上說其出自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其實都不對。

這個傳說的明確說法,出自於《玉屑》,也就是明·楊淙《羣書考索古今事文玉屑》。四庫館臣說:“揚淙不知何許人。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二十六類之中,荒唐俚謬,罄竹難書。明人著述之陋,殆無出其右矣。”可知這個書通俗趣味比較濃,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地攤書《萬事不求人》以及網上的某某百科。

《玉屑》卷二十四“釋氏養貓”條原文說的是:“貓非中國之種,出於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所生,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忽然不食其囪。貓死,不埋在土,掛於樹上。釋氏因鼠咬侵壞佛經,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也。”

“鼻頭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這句話今可知最早見於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但《酉陽雜俎》裏沒有後面“非中國之種”這些話。“不受中國之氣所生”,大意是說貓的體質不太適應中國的氣候,這是對貓身體特點的解釋。“忽然不食其囪”大概是說夏至這天忽然不自舔鼻頭,這句話也不見於前人。“貓死,不埋在土,掛於樹上”跟本文關係不大,所以不細說了。最後半句“乃遺種也”前面應該省略了“如今之貓”等文字,說的是現在中國的貓都是唐僧從西方帶回來的貓的後代。

貓書《銜蟬小錄》引《西方經》也有類似的說法,但《西方經》不知何書,可能只是作者記不清出處而編造的書名。

但這個說法的起源,真的還不能說是《玉屑》。

古代流行一種“納貓契”,就是一種收養貓的“公文”“符咒”。其文字部分的開頭說:“一隻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在民間。”

唐僧取貓還是包公請貓:中國家貓傳說溯源

文中的“黑斑”,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改成“花斑”等文字,這不是重點。但是後面這幾句就是不動的了。“本在西方諸佛前”等等,說的是貓的來頭大,養在家裏大有用處,是一種民衆的自我安慰。

問題是,這段文字早在元代的《三訂曆法玉堂通書捷覽》中就已經出現。說明一則早在後來通行的“唐僧取經”故事(所謂的“吳承恩《西遊記》”)出現之前,“唐僧取貓”的說法就已經出現了。二則,“唐僧取貓”傳說的出現,實早於“包公請貓”。

“唐僧取貓”“包公請貓”的傳說,在民間是傳得不亦樂乎。但在雅文化裏,其實大家關注並不是特別多。所見僅此五條:

明·鄭璋《白貓》詩:“玉狸海外來千里,月兔天邊墮五更。”清·毛宗崗《貓彈鼠文》“爾貓,名雖不列地支,種實傳來天竺。”吳錫鱗《雪獅兒·詠貓》:“問西來意,蓮花世界,同看經藏。”何夢瑤《南浦·貓詞》:“莫更觸璃屏,西來久,往事不堪重數。”姚燮《貓六十韻》:“種類來天竺,誰雲乞未須。”

前文所謂“中國人明確的養貓記錄,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的”,指的是顧野王《玉篇》中說的:“貓,似虎而小,人家畜養令捕鼠。”簡潔有力,表明當時普通人家已經畜貓捕鼠的史實。

但顧野王《玉篇》原書已經散佚,今天所見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中的《玉篇》中,其實都沒有上面那句話。“貓,似虎而小,人家畜養令捕鼠”之語,其實出自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完成於元和五年即810年)引顧野王說。

《一切經音義》引此文不只一次,分別見於其卷一一、卷二四、卷三一、卷三二、卷六八、卷七二等,共計六次。可見一則這段文字十分可能就是《玉篇》中原文,二則唐代養貓捕鼠的民俗已經形成氣候。

《一切經音義》的“經”即佛經,其書專門解讀佛經。雖然上面提到的六處原佛經都與家貓無關,但早期佛教文獻中確實存在一些與家貓有關的內容,而其相關性卻表現在對養貓行爲的禁止上。

從姚秦時期(384-417)鳩摩羅什(344-413)翻譯的《佛說梵網經》卷下,到北涼(397-439)曇無讖(385-433)翻譯的《優婆塞戒經》之《受戒品第十四》,再到劉宋時期(420-479)慧嚴(363-443)整理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七《邪正品第九》和卷第十一《聖行品第十九》,等早期佛教譯著中,都明確說到了佛門弟子不準畜貓(等家畜)的律條。後世佛徒甚至將貓叫做“地行羅剎”,比之爲鬼(清·書玉《沙門律儀要略述義》)。

我們知道,不同等級的佛家徒需要遵守的戒律是不同的,等級越高戒律越多。“優婆塞”即“善男”,也就是在家(非出家)修行的佛教徒。“沙門”則是佛教徒的泛稱。也就是說,不畜貓是連最低層次的佛教徒都要遵守的基本戒律。

這些佛經中明確說到禁止畜貓的情況,恰恰說明很可能早期西方印度等地的佛教徒面對的,正是一個普遍畜貓的環境。

而事實上,面對老鼠咬壞珍貴的佛經等物,使得佛門對於養貓的戒律似乎並不怎麼嚴格執行。僧人畜貓等家畜的記載,歷史上並不罕見,後世僧人甚至有“貓有五德”的玩笑。“蕭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李賀《馬詩·其十九》)”白馬寺的建立爲中國佛教之始,即不諱言白馬馱經。

僧人面對家貓的矛盾態度,使得其經典雖明令禁止畜貓,但家貓仍然有可能跟隨佛教一起傳播出來。

而傳說中無論“包公取貓”還是“唐僧取貓”,也都與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聯繫。這或許是巧合,或許表明了人們對家貓傳入史實的依稀記憶。

顧野王《玉篇》成書於梁大同九年(543年),雖然貓在當時有了一定的覆蓋度,但養貓似乎也並不是太通行。隋朝皇宮中有“貓鬼”事件中的貓究竟是家貓還是野貓,便很難說清。直到武則天時期(649-705),纔有了武后將貓與鸚鵡共養,又曾因蕭淑妃的詛咒而禁止宮中養貓,這兩條明確的養貓記錄。

而唐僧取經的真實時間(629-645),正處於在“《玉篇》成書”與“武后養貓”這兩段歷史之中。

總之,從家貓傳入中國的最可能途徑,與家貓傳入中國的大概時間這兩方面來看,至少可以說,相對於“包公請貓”,與“《詩經》時代就有家貓”而言,“唐僧取貓”要更加接近事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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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孫蓀意 著,陸蓓容 注:《銜蟬小錄——清代少女擼貓手記》,中信出版集團,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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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朝飛:《狗拿耗子的歷史》《大唐長安的狸貓魅影》,收錄於《志怪於常——山海經博物漫筆》,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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