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即所谓知州、知县，也就是通常说的“父母官”。父母官即亲民官，这个“亲”，未必是“亲近”，而是要亲自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意思。

那么，清代州县官下有多少公职人员，吃官饭的呢？简单说，非常少，少到令人大跌眼镜！清朝大的州县如江苏浙江，人口会有二三十万；少的县如贵州等县，人口可能十万不到。由此，每个县的公职人员也会有多少之别，但总的来说，其公职人员无外乎以下人员：

首先是知州、知县，这个不必说了。知州、知县之下，设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及典史一至二人（无定额，但通常设一人而已），这几位，说白了就是副县长、县长助理之类。其中，县丞为正八品官员，主簿为正九品官员，典史为未入流官员，但有时一县无县丞、主簿时，则由典史代理其事。习惯上说，县令称县太爷，县丞就是二爷，主簿三爷，典史四爷。这四位都是命官，标准的公职人员。不过，和知县不一样的是，这些微末小员基本都是捐纳来的。

除了以上四位实权官员外，每个州县还必须设立驿丞、儒学（训导、教谕）之类辅助类官员，不过这个人数基本固定（一人），也没有什么实权。换言之，公务员编制的话，一个州县就以上数人，不超过十人。

光这么几个人管理一个十几万人的县当然是不可能的，下面再说官员之外的事业编，这就是所谓衙役、书办之类。衙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县令升堂时两边高喊“威-武”的就是他们。当然，衙役还包括捕快、狱卒之类，其数量多少不等，有的县可能只有二三十，有的则可能上百，这个要看事务的繁简而定。书办的情况也是一样，因为县衙的办公机构同六部一样，也是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办之首称经承）。此外，如粮房、仓房、库房、牢房等也有类似办公人员。按规定，书办人员有定制（最多不能超过30人），但实际情况大多超过（甚至很多达到上百人不止），因为书办大多是世袭的，而且和衙役一样，并没有工资而只有津贴（外加办事捞油水），县令对他们并没有经济上的义务，可以随事务多少随即添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但凡衙役、书办的子孙，是不允许参加科考的（要考只能脱职）。所以这个职业的人员基本固定化了，外人很难染指。衙役和书办，基本都是本地人，位置人员固定，不随州县官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州县官要管好一个县的话必须自己带一批人，这就是所谓幕友与长随。幕友和长随都是州县官自己的人，与朝廷体制无涉而必须由州县官（其他如知府乃至督抚也同样如此）给他们发工资。

总的来说，幕友是职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州县官最起码也要请两个幕友，一个管钱粮，一个管刑名，无他，这两项是朝廷考核的重中之重，马虎不得。至于事务繁多的州县，可能还会请书启等其他幕友辅佐。至于长随，则是州县官自带的亲信，也就是身边的办事人员，传递信息、事务办理的等等，都要靠这些人去现场督查。幕友和长随，都是州县官发工资，也是跟着州县官走的，和当地无涉。

总的来说，清代的公职人员十分稀少，除了体制规定外，其收入来源也是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能多用人，但用人的钱从何出是个大问题。幕友、长随请多了，州县官吃不消，衙役书办多了，老百姓吃不消。因为这些人都是靠吃老百姓为生的啊。古代农业社会，老百姓能有多少余粮呢！所以，古代一直提倡息讼，就是这个道理。你要打官司，说白了就是破财破家，那些衙役书办（当然也包括那些官员们）就指着这个来发财呢！所以古话说得好，“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当然，清代的这一体制在1901年后基本终结。随着各项新政的铺开，各种结构各种人员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吃官饭的人由此激增，而老百姓的负担也连续翻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01年前清廷年财政收入约8千万两，至清末时已经激增至3亿两白银。十年时间，几乎翻了三倍多。而到了民国年后，吃官饭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的负担较之前一个世纪，何处多了十倍不止。

试想，这些人吃什么？还不都是民脂民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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