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也迎來了大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曆史學作爲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走出“文革”帶來的“史學危機”，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有必要對我國曆史學一些領域的突出成就進行梳理和總結，以更好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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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曆史學發展總體上取得顯著成就

40年來，我國曆史學的各個領域，無論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還是世界史、史學理論研究，都呈現繁花似錦的局面，各個領域都有代表性著作問世。比如，在中國通史方面，有范文瀾、蔡美彪等著的《中國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編後由編寫組完成的《中國史稿》七卷，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九卷，龔書鐸總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八卷，鄭師渠總主編的《中國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國近代史方面，有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劉大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的《中國近代史稿》三冊，李新、陳鐵健總主編的《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李新總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十二卷，張海鵬主編的《中國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國現代史方面，有當代中國研究所撰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五卷，龔育之、金衝及等主編的《中國二十世紀通鑑（1901—2000）》五卷則包括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在中共黨史方面，有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兩卷、《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歷史》八卷，陳之驊等主編的《蘇聯興亡史綱》，馬克垚主編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編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樹智主編的《中東國家通史》十三卷，劉緒貽、楊生茂主編的《美國通史》六卷。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體現了我國曆史學發展的成就。

至於各具體領域的學術論文和學術專著，更是不勝枚舉。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對外關係、法律、軍事、民族、生態環境、災害與救災等領域，都有大量論著問世。這些論著都是在近代以來史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其深度和廣度大大超過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的史學成果，更不要說1949年前的史學成果了。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曆史學能取得如此大的發展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迅猛發展，國家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都從中受益。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成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基金總額逐年擴大，歷史學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項目獲得資助。國家還實施了一系列支持歷史學發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邊疆研究工程、抗戰研究專項工程等。這些工程的啓動和推進，對於歷史學相關領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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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大進展

我國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發展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讓史學界確認了夏代的存在。文獻記載上的夏代被考古學研究證實，這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大進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國文明的起源》，標誌着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進入了歷史學者的視野。

在突破了中華文明西來說、夷夏東西說以後，中原中心論曾經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那麼，我們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態到底是什麼樣的？黃河流域以外多個地區包括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發掘的豐富材料使史學界認識到，我們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態是多元的，可謂繁星滿天。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多元”逐漸走向“一體”，中原地區成爲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頭二期遺址表明“一體”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發現是一個重要標誌，說明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出現了，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統治工具國家出現了，文明已經走到歷史的大門口。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文獻相互參證，使我們對夏商時期的認識比以前深刻多了，它們再也不是傳說時代，而是確確實實的歷史存在。

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對於各個朝代的歷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質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組織的清史纂修工程，極大推動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朝代清朝歷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專家戴逸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彙集一大批清史學者，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修史傳統，對清史開展全面研究。經過10餘年時間，清史纂修主體工程大約100卷3000多萬字的文稿撰寫已經結束，不久就應該可以與公衆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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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最大變化是學科對象的變化。我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作過長時間的學術討論。20年前，我國史學界大多把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作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界點。但隨着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認爲這樣分期並不科學。因爲，以社會形態作爲劃分歷史時期的標準，1840年至1949年中國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一個社會形態分成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顯然是不妥當的。應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的學說，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歷史作爲中國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國歷史作爲中國近代史的學科對象。1997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繩先生明確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爲一個整體，總稱之爲‘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爲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可以稱爲‘中國現代史’”。現在，這一認識已經成爲我國史學界的共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明確指出：“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歷史，是中國的近代史”。明確中國近代史的學科概念，無疑是一種學術進步。在這個學科概念下，中國近代史包括了晚清歷史和全部民國曆史。學者可以從長達100多年的長時段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更便於考察近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及其發展規律。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歷史研究中，有關近代中國的發展規律引起學者的關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使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經歷了屈辱的歷史。這就是歷史的“沉淪”。到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中國社會沉淪到谷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社會開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淵，邁出了上升的步伐。這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標誌不是屈辱，而是奮鬥，是艱苦卓絕的奮鬥，在奮鬥中誕生了新中國。1949年成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分界線。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習近平同志就抗戰史研究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我們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8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14年抗戰的歷史，14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要以事實批駁歪曲歷史、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的錯誤言論”。這爲抗戰史研究指明瞭方向，也給中國近代史學者極大鼓舞。爲此，國家安排了抗戰研究專項工程，支持抗戰史研究。作爲成果之一，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臺已經上線，引起學者們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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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研究的創新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世界史研究成績顯著。總體而言，面對龐大的研究對象，我國僅有爲數不多的教學和科研人員從事世界史研究，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在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公佈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世界史學科從二級學科調整爲一級學科，這對高校世界史教學和研究是一種有力推動。相信再過一段時間，我國世界史教學和科研人員數量將會有大幅提升。

我國世界史學者一直致力於擺脫“西歐中心論”的研究思維和編撰模式，也在力圖與前蘇聯的教條主義模式相區別，思考建立中國學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維和編撰模式。吳於廑從對世界史學科的對象、範圍、主題、主線和研究方法出發，提出“從分散到整體”的總體世界史觀。他認爲：世界歷史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是孤立發展的，只是經歷了15、16世紀以來的一系列重大轉折之後，才形成整體的世界史。這一看法的核心是從全局上說明歷史怎樣發展爲世界歷史，可以稱之爲整體世界史觀。這一世界史理論體系希望突破“西歐中心論”，寫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有學者主張以現代化爲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有學者主張全球史觀，這些都在世界史學界展開了廣泛討論，並出現相應的研究成果。這表明，在世界史領域，我國學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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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構建我國曆史學的理論體系

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學術受西學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歷史學也是一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史學界爲構建我國曆史學的理論體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這個任務遠未完成。習近平同志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對我國曆史學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世界影響的今天，我國史學界有必要認真總結過去，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發揚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構建新時代我國曆史學的理論體系，概括出體現這一理論體系的科學概念和學科範式。

構建我國曆史學理論體系，既需要學者個人開展深入研究，推出一系列運用史料得當、見解獨到的精深專著；又需要運用集體力量組織學者攻關，產出一批體系宏大、富有創見的大部頭著作；還需要具有戰略思考能力的學者對研究成果進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概念和理論，使我國曆史學在方法論上對國際史學界產生重要影響。這是站在改革開放40週年歷史新起點上，我國史學界面向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執筆:張海鵬)

——本文編輯來自《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曆史學的發展》，《人民日報》，2018年08月07日。

編輯：素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