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和大理王室以及主体人群的族属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随着近些年考古发现频出，有诸多线索显示：唐代的白蛮就是殷周之际的昆夷、犬戎，其中还有一部分殷商犬侯领有的殷遗民。他们就是先秦滇西的嶲、昆明夷，也就是中古时期的白蛮，也就是南诏大理的王室和主体族群。

喜洲古镇 古建筑上古：傣泰老撣族群和藏缅族群

通说根据远古时期的考古遗存、现代族群分布、历史语言等因素，认为云南历史上的南诏是傣泰老撣族群和藏缅族群建立的封建国家。这些证据主要包括：

一、考古遗址上的干栏式建筑痕迹。著名的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含2000多根基桩，很像傣族竹楼，被认为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干栏式建筑聚落。众所周知，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族系最为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因此有理由相信，云南西部的石器时代居民很大可能是傣泰老撣族群。其他如稻作、断发纹身等，也与古代的百濮、百越民族一致。

剑川海门口遗址 最大规模干栏式建筑群

二、历史语言上，南诏统治者自称的“大蒙国”的蒙字，被认为与傣族封建邦国的独特称谓“勐”一致。目前的云南西部南部傣族地区仍然存在“勐腊”、“孟定”、“勐龙”等地名。勐，相当于一个酋邦，十几个到到上百个勐，组成一个封建王国。南诏起源上曾有一个名词叫做“蒙舍龙”，有时候是指人，有时候是指国。蒙舍龙很显然就是“蒙邪龙”的音转，上古中古的x母、s母是不分的，其地望就是在邪龙县。许多人就认为这个“蒙舍龙”，就是“蒙邪龙”，就是邪龙地区的“勐”邦。《旧唐书·南蛮》：南诏蛮，……国初有蒙舍龙，生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其妻方娠，逻盛次姚州，闻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于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逻皮。逻盛至京师，赐锦袍金带归国。

唐代 剑川石窟

另一种观点认为，南诏蒙氏家族和一批贵族实行的“父子连名制”，以及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稻、麦、粟并存的现象，说明远古藏彝走廊的作用不可忽视，盛行于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小麦、小米必定是随着藏缅族群的迁徙而至的，因此南诏很有可能是藏缅族群建立的，这就又分成白族说和彝族说，其中白族说是主流观点，彝族说在建国后逐渐兴起，近些年来尤甚。藏缅语族群建立南诏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历史语言对比，唐代使者所做的《蛮书》，记载了16个南诏时期的词汇和中古唐音的标音，其中大部分都能对应现代白族语言，而与彝族语言基本上不能对应。《蛮书》：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大事多不与面言，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大虫谓之波罗，犀谓之矣，带谓之佉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赕，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阁，高也。诺，深也。苴，俊也。

另外，缅甸境内的藏缅语族群，包括钦人、骠人等，也与南诏分享更多共同点，支撑了藏缅语族群说。

唐代 大理佛教文物以往文献考证上的疏漏

出现以上分歧，主要原因是中原方面对云南历史的记录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空白。先秦自不必说，真正开始记录云南历史是西汉时期，随着西汉的军事推进，云南历史才开始进入《史记》、《汉书》等信史之中。此后，由于汉魏六朝的崩溃和乱世，中原方面仅有蜀汉曾经进入该地，其成果即为《华阳国志》。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直到隋朝时期，中原人才再次进入云南，这个时候的面貌就已经大不相同了，与汉、晋的文献也对应不上。人们普遍认为，汉代文献与隋唐文献记载的云南已经是两回事，中间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人们无从得知，于是也就采取了就近原则，不再理会汉代文献。这就造成了很多混乱。

巍山古城

其实，文献线索是存在的。南诏是什么族群建立的，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最早的文献记录，也就说可以还原成两个问题：第一，南诏核心区域（云南西部）的族群究竟是什么人，有何文献为证？第二，这些族群的变迁情况如何？有何文献为证？如此，真相就会逐渐展现：

一、根据《史记》《汉书》，包括今天盈江、腾冲、保山、大理、丽江在内的云南西部，在西汉以前存在着两类人群：一是偏南的哀牢族群，包括我国南方族系的多个种类（纹身是显著特点）；二是偏北的一种游牧民，名为巂、昆明。这种游牧民出现的非常突兀，因为南方地区一般没有游牧民，但信史言之凿凿，如何能不信呢？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这支游牧民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注：同师为保山，楪榆为大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其外又有巂、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

剑川石窟

二、这些游牧民与当地族群的关系及变迁情况。这批游牧民与西汉发生了三次冲突，最后一次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战争，这批游牧人被斩首数万，但仍然没有被打垮，顽强的存在着。根据《后汉书·南蛮》，这批游牧民最后一次出现在的信史中，是在东汉初期。当时东汉与哀牢国发生致命冲突，东汉联络了位于邪龙县的昆明夷，对位于保山的哀牢国发起攻势，最终斩杀末代王类牢，传首洛阳。这条史料很重要，因为它说明：1）巂、昆明这种游牧民经历了与西汉的对峙之后，很可能逐渐的定居化了；2）这批游牧人的定居点之一是邪龙县。《后汉书·南蛮》：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

三塔

邪龙县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后来的南诏王室发祥地。邪龙县设置于元封二年（前109年），位于今天的大理巍山。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在东汉初期，哀牢国与昆明夷是并存于世的，彼此相隔并不很远，大战就发生于两地中间的澜沧江畔（博南古道）。但正如《史记》所记，这支游牧民分布地区还包括保山（同师），为何到了两汉时期，保山就不再见到昆明夷呢？更蹊跷的是，为何战国时期的保山忽然出现了一个青铜文化的哀牢国呢？《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

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也提到了“昆明”，但往往跟诸葛亮传说掺杂在一起，很难辨别真假，例如该书说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显然就与《史记》说的“编发”相冲突。

马帮驿道关键：昆明夷即白蛮

根据上述的文献梳理，可以认为：昆明夷与当地的南方族系是相互并存和逐步融合的。例如保山坝子里，南方族系的哀牢人、迁入保山的中原人、游牧的嶲人/昆明人，三者都是同时存在的。在哀牢国灭亡之后，整个地区进入了一个汉化时期，但随着汉魏六朝的大动荡，该地区又出现了反复，到了隋朝，中原将领梁建方再次来到这里时，昆明夷已经非常壮大了，实力超过了两汉时期，有十几万户、胜兵数万人，成为当地实力最大的族群。

这些人的习俗极其特殊，编发左纴，半牧半耕，自述与匈奴为兄弟之国，隋唐使者则认为习俗突厥人相同。这就非常突兀了，历代解释并没有与昆明夷相联系。但根据上面的梳理，很容易看到：这些人毫无疑问就是昆明夷。当时的北方游牧民非常兴盛，不会在南北朝时期突然进入云南一支突厥人，即便有，以一定会有记载的。族群迁徙是一个非常漫长艰苦的过程，不会是悄无声息的。

青铜牛《新唐书·南蛮传》：……人辫首左袵，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唐会要·昆弥国》 昆弥国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也。其俗与突厥略同。去京师九千里。胜兵数万人。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部。其后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宏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贡。因求内附。自是每岁不绝。其使多由黔南路而至。近又封其别帅为滇王。世袭其国。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候将军梁建方讨蛮。降其诸屯七十二所。户十万九千三百。遣使往西洱河。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蹺之余种也。其土五谷与中夏同。以十二月为岁首。

很明显，《史记》所见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云南西部的昆明夷，在南北朝时期壮大，已经从保山、大理为中心，扩散分布到了整个云南西北部，被唐朝人称之为“白蛮”

贮贝器 骑士昆明夷在滇西地区的活动痕迹

昆明夷虽然是游牧民，却非常特殊，那就是他们没有君长，这在游牧民中是比较少见的。另外，这些人的另一个特点是部类较多、彼此有比较大的差别，例如，唐代文献列出了七八种白蛮，其中又以洱海边的河蛮最接近中原文化。这就可以看出，这些昆明夷刚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分散的，更像是一个迁徙过程，而非征服过程。且这种迁徙很可能是败亡的、逃散的，而非主动的。他们来到滇西之后，有的与南方族系亲近，有的与中原移民亲近，彼此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战争，但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又合兵一处，例如西汉郭昌、卫广的讨伐。这些人终于在南北朝时期发展壮大，由第二梯队的蒙氏完成了统一。

西周 青铜面具

追根溯源，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答案是：犬戎！他们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在西北地区衰落，以后逐步南迁到了云南西部。证据可谓非常多：

一、他们带来了更精湛的青铜器技术。云南的青铜器虽然最早可见于公元前13世纪，但欧亚草原风格的弯刀、权杖、铜棺及其图案，与早期的铜鼓是不同的（这个系列是明显的东南亚人铜器风格）。这些青铜器有比较多的实物，其中最典型的是哀牢国人面纹弯刀、指护、豹头权杖和大波那铜棺上的鹰虎图案。就以在保山昌宁县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哀牢国人面纹弯刀、铜指护而言，足以说明位于保山的昆明夷参与了哀牢国的形成和壮大。《华阳国志》说哀牢国为“南中昆明祖之”，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前5世纪 哀牢国铜器 弯刀

二、他们带来了游牧文化，包括编发、乳制品（大理乳扇）、甲马等，以及诸多器物、风俗。

三、他们是一个实行父子连名制的族群，改了汉姓之后，在白蛮大姓族谱中仍然随处可见连名（沿用上代一个字）。世界上，白、纳西、彝﹑哈尼﹑景颇﹑基诺﹑独龙﹑怒﹑佤﹑苗﹑瑶﹑珞巴﹑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和俄罗斯等族均有次习俗，其中哈萨克﹑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为西北中亚方向的游牧民族。

前5世纪 哀牢国铜器 护指

四、他们中的一部分说上古汉语、用汉字，且使用殷商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即“建丑”。这间接说明他们在北方时曾与殷商有过密切交往，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文“令多子族从犬侯璞（扑）周”，说明殷商曾经分封犬戎为犬侯，且其中甚至有一部分统治监护犬戎的殷人，因此采用殷商历法。在殷商灭亡后，犬侯所统领的那部分殷遗民无路可去，于是融入了犬戎诸部之中，一直保存着汉字汉语、阴阳历数、“建丑”等正宗殷商文化，同时也沾染了戎人的“父子连名”这类习俗。这批人就是白蛮诸部中的“河蛮”，居住于洱海西岸的喜洲古镇。

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文 令多子族从犬侯扑周

五、他们自述与匈奴为兄弟之国，而《山海经》记载犬戎为黄帝之后（苗龙），《史记》记载匈奴也为黄帝之后（淳维）。

六、犬，即畎，犬戎又叫“緄戎”、“串夷”、“昆夷”，其本意为阿尔泰语的“狼”。

七、蒙氏自称的“大蒙”，有时候也自称“大封民”、“大封人”，《山海经》记载犬戎的国度名为“犬封”。封字上古音为p母东部，蒙字在上古音为m母东部，但中古时期脱落了辅音，因此蒙氏的“蒙”，与封字当能相通。

八、南诏的“诏”从来不是白蛮的自称，而是源自敦煌文书的吐蕃史料，吐蕃称蒙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唐朝人写书沿用之，才称之为“南诏”。

九、大理、保山民间俗语中，去南方缅甸地区谋生做生意叫做“走夷方”，“方”是殷商风格非常鲜明的用语。（完）

前5世纪 哀牢国铜器 铜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