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立储的过程比较特殊，查《清实录·宣宗实录》，可以看到道光帝晚年竟然封存了四道谕旨，其中还涉及到了恭亲王，说明恭亲王在朝臣中可能存在一定声望，或者夺嫡之争也曾暗中进行过。道光帝是怎么考虑的，则在最后一道遗诏中说得非常清楚。结合前因后果分析，不禁让人非常唏嘘，老成谨慎的道光帝本意是选一个同样持重的人，结果却恰好相反，不能不说情商真的很重要。

一，道光建储密谕和临死当天朱谕

清朝自雍正帝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度。皇帝在世时即在诸皇子中默选继承人，而后写下朱笔谕旨封于一个“鐍匣”之中，藏于正大光明匾后，临终或退位时再开启。整个过程非常机密，目的就是杜绝夺嫡之争。这个制度执行下来，总会有一些差别，道光朝尤其特殊，竟有4道谕旨，且道光在临终的当天卯时（5点-7点），还专门下了额外另一道朱谕强调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误。最后的遗诏，则明确说了选择皇四子的原因。另外，最被后人关注的是：皇六子奕訢也出现在了建储御书之中。《宣宗实录》：○丁未，卯刻，上疾大渐。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朱谕。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午刻。上崩于圆明园慎德堂苫次。○遗诏曰。……○先是御书朱谕四条缄藏，至是颁发。……○又奉朱谕，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上面这些记录前后连续，是道光帝最后的实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开启此前秘密书写的建储御书后，又下了一道“特谕”，强调皇四子奕詝是业经选定的继承人，“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说明王大臣们在开启鐍匣之后似乎颇有疑惑。这就印证了皇六子奕訢在朝臣中颇为声望，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才是真正的继承人。

二、史书记载的立储原因

《清史稿·杜受田传》说到，自皇四子奕詝六岁入学以来，杜受田悉心辅导。终于在道光晚年的一次狩猎活动中，奕詝在杜受田的授意下，刻意显露“仁孝”性格，获得了道光帝的特别赞赏。清史稿作者认为“立储遂密定”，直接决定了道光帝的选择。清史稿作者团是清末一群遗老，多能闻知宫廷掌故，似乎有一定凭据。《清史稿·杜受田传》：文宗自六歲入學，受田朝夕納誨，必以正道，曆十餘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付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三十年，文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書，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受田雖未入樞廷，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文宗震悼，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賜金五千兩治喪，遣近臣慰視其父堮，擢其子檢討翰為庶子，孫三人並賜舉人。……谥文正……謂其公忠正直，足當“正”字而無愧。柩至京，上親奠，撫棺哭甚哀，晉其父堮禮部尚書銜。明年，上臨雍講學，複詔褒受田曩日講貫之功，即家賜祭一壇。及柩歸，命恭親王奠送，遣官到籍致祭，飾終之典，一時無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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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四子即位后，也特别优待杜受田，甚至到了“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的地步，杜受田病死后，又受到了极为特殊的优待，竟然得谥“文正”，又“赐金五千两治丧”，提拔其子孙，甚至抚棺哀哭，又命令恭亲王奕訢送灵。这说明，咸丰能够成为继承人，确实有这个因素，杜受田击中了道光帝的要害。

至于道光帝本人的考虑，《宣宗实录》的最后一道遗诏却交代的非常清楚。道光帝平生老成谨慎，且自恃善于“观人之法”，认为一个人必须要“无私”才能克济大事，人品轻重并不在乎聪明与否。这也是他与群臣意见相左的地方，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道光一点不含糊，完全是乾纲独断的，他只看重德行公心。所以才会有临死当天额外的朱谕，告诫群臣要尽心辅佐。《宣宗实录》：遗诏曰。朕蒙皇考仁宗睿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临御天下。……追维在位历三十年，寿登六十有九。亦复何憾。顾念统绪至重，亟宜慎简元良，缵承大业。本日卯刻，特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亲降朱笔谕旨：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并谕王大臣等同心赞辅，无恤其他。乃降旨甫经半日，神气渐散，岂非天乎？皇太子秉性仁孝，植德贞醇，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刻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丕丕基。至于观人之法，鉴空衡平，妍媸轻重自见，惟无私乃克有济。兼愿中外文武臣僚，精白乃心，各勤厥职，用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益慰矣。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道光生前，其实做的不偏不倚，几乎是一碗水端平，时常命令皇四子、皇六子代行一些礼仪活动，并未显露出任何倾向，如祈雨、享太庙、祀天、诣黑龙潭神祠、祭关帝庙等，都有两位皇子的记录。

东莞炮台三、深层原因和最后结果

道光选择奕詝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当时内外交困，他必须选择一位持重谨慎、忍辱负重的人，才不至于陷入罗网、自乱阵脚。这是道光本人在最后十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得出的经验，在最后的遗诏中，他自己叙述了这番经验，认为奕詝必能效法他的套路，从而转危为安。《宣宗实录》：遗诏曰。……嗣位之初，即颁手谕，首戒声色货利，一切游观玩好，稍涉侈靡之事，禁绝勿为。此薄海臣民所共见。溯自西陲小蠢，出师挞伐，旋致敉平，何敢自矜武略？迨后东南濒海之区，因贸易而启纷争，朕惟古之君子，爱人为大，何忍无辜赤子，惨罹锋镝？是用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此朕孳孳爱民之隐衷，至今日而庶堪共谅者也。……

南京静海寺

道光帝的主要经验是“隐忍爱民”，在与列强的冲突中，“捐小忿、成大信”。严格说，道光帝这套经验是正确的，深刻洞悉了帝国臣民的性格特点，也看到了“国家信用”在当时的重要性。还在世时，他就训斥过陶澍等大臣的激进意见和做法。很可惜，他最为自傲的“观人之法”被证明完全弄错了，咸丰帝是整个晚清最激进的皇帝，没有之一。

对咸丰的性格，他似乎也不是没有察觉，于是在立储御书上加上了一条，“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目的可能是希望更聪明圆滑一些的奕訢能够弥补兄长的短板。后来的事实演化证明这个考虑颇为正确，奕訢更擅于与列强打交道。最后，他有没有考虑过皇六子奕訢呢？从以上的史料看，他是犹豫过的，但性格惯性太大了，他对聪明飞扬的人物总是不放心，于是造成了后来的动荡，与自己立储的初衷竟然完全相反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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