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海亦談歷史

講羅斯福新政，就不能不提到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一直和羅斯福新政緊密聯繫在一起，羅斯福新政正是凱恩斯主義的實踐場。爲什麼要這麼說呢？請接着往下看。

從1932年開始，凱恩斯就在《泰晤士報》上發表自己對危機的看法，凱恩斯的基本思想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通過他的論文和專欄深刻影響了羅斯福智囊團裏的年輕學者們。在1933年年初，凱恩斯將這些文稿結集成《通向繁榮的手段》一書送給了羅斯福。此時，羅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場經濟體的權杖。等羅斯福上臺後，尤其是在第二次新政期間，羅斯福的一些主要顧問多數是凱恩斯主義者。

1883年6月5日，凱恩斯出生在一個大學教授的家庭。他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是劍橋大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教授。他的母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會改革的先驅，曾擔任劍橋市市長凱恩斯上學時成績極好，1902年他以數學、歷史和英語三項第一的成績畢業於伊頓公學，然後成功考取劍橋國王學院（劍橋大學）的獎學金。畢業後，他先是在英國財政部工作，後來擔任劍橋大學的經濟學講師，並創立了政治經濟學俱樂部；還因爲其著作《指數編制方法》而獲得了“亞當·斯密獎”，成爲英國財政部巴黎和會的代表。而凱恩斯爲世人矚目也是從巴黎和會開始的。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主要是劃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格局凱恩斯雖然是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但卻爲德國講了很多好話。，當然凱恩斯是基於經濟的分析。正如凱恩斯在他的著作《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中指出，向德國人索取40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要這麼多錢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反常的。德國人就是願意付這筆錢，他們也不可能付得起。如果硬要索取這筆錢，將這筆債務強壓在德國人頭上，那麼，就可能會釀成一場因絕望而發生的革命那樣不僅會毀了德國，而且會毀了其他國家。此舉勢必破壞世界的社會秩序。

但在當時沒人會在意他這樣一個經濟學家的意見，無人搭理的凱恩斯憤而辭職，鬱鬱寡歡地回到母校劍橋任教。他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了《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這也是凱恩斯以經濟學家身份寫的第一本著作。但十幾年後發生的事情，完全驗證了凱恩斯的預言是正確的。80年後，《紐約時報100年》的編輯爲《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評價到，“以一本書拉開一個年代的序幕，這種情況非常罕見。這本書（《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準確地預見了是什麼不久將大錯特錯，並把世界帶入苦難之中。然而20世紀20年代就是以這本書開始的。對即將成爲本世紀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而言，《凡爾賽和約》就是一張災難處方。極少有書像這本一樣獲得如此巨大的關注，並被事實證明非常正確。但是當時的政治領導人卻未對他的觀點予以重視。”

如果按照凱恩斯的建議，美國免除了法國和英國的戰爭借款，然後協約國也自然降低對德國的賠款要求一—於是德國不會發生後來的通貨膨脹，德國的民怨也就不會沸騰，納粹黨就不會有那麼廣泛的羣衆基礎，“啤酒館政變”也不一定能夠發生，希特勒也就沒有機會體現他卓越的演說才能，納粹和希特勒就不會上臺。由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次世界大戰，全世界的歷史完全會被改寫，可是當時並沒有人在意凱恩斯的孤獨吶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思想，主張“積極政府”，也就是用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抗蕭條。當時古典經濟學“下降的工資和利率最終會刺激生產部門的產出，最終達到新的均衡”的夢想幾乎不可能實現，當時人們需要的是就業，就業，還是就業。胡佛總統已經遭到了選民的唾棄。

而當時美國人並不知道凱恩斯的思想，人們更喜歡蘇聯模式。1933年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效果顯著，經濟學家們開始醉心於蘇聯經濟“有序”的增長和充分就業。喜劇家威爾·羅傑斯感嘆道:“蘇聯人頗有些絕妙的發展經濟的主意，在這一個國家裏每個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國作家約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書《力量的競爭》中也對蘇聯模式頂禮膜拜:“從資本主義世界來到社會主義世界好比得到重生。”但凱恩斯並不看好蘇聯，凱恩斯所鍾情的是拯救自由社會而不是摧毀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爲了創造反商業週期的需求，從而爲市場機制重新發揮作用奠定基礎。

他認爲不能坐等市場機制慢慢恢復效用，凱恩斯深知，在這個事關西方文明命運的賽局中，與時間賽跑的不僅僅是大衆的耐心，還有西方精英們對自身制度的信心。1933年，在送給羅斯福的《通向繁榮的手段》一書中，凱恩斯以其完善的理論推演清除了以政府支出爲主要手段進行反商業週期干預的最後障礙，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乘數效應”和“信心工具”。這些自1932年就開始發表在《泰晤士報》上的文章本來是寫給英國的，是針對當時英國流行的“平衡預算”思想。的六由鼓吹平衡預算的人認爲，財政赤字無非是把私人投資“搶”到自己手裏，與其如此，不如通過減稅和降息來增加私人部門投資的動力。

凱恩斯駁斥說，在一個蕭條的經濟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對遙不可測的需求，很難想象私人部門會主動進行投資。而政府支出啓動一系列的投資，則可以創造這寶貴的需求。此外，與減稅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創造第一輪需求外，老百姓從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創造第二輪需求，從而形成著名的“乘數效應”。而減稅創造出來的“財富”，有相當一部分會被分流到儲蓄中，而經濟越低迷，人們的儲蓄意欲越強，因而減稅無法達到刺激經濟復甦的作用。同樣的“失靈”也適用於降息，廉價的貨幣無法溫暖人們低到冰點的投資和消費願望。

總之，貨幣主義玩不轉了，該是財政出手的時候了。凱恩斯的《通向繁榮的手段》鋪就了美國的新政之路，因爲它有效地解決了在反擊蕭條這場戰爭中錢從哪裏來，怎麼花，以及如何發揮最佳效用的問題，這爲美國經濟走出前任總統胡佛的貨幣主義泥淖提供了推手。不知道各位廣大讀者們還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或者補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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