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5年1月27日，周武王從鎬京發兵，開啓了其繼位以來的第二次滅商之戰。

與第一次孟津會盟後謹慎的下令撤兵相比，這一次軍事行動堪稱冒險。首先是此前的會盟已經“打草驚蛇”，讓周文王時代以服事殷的韜光養晦換來的紂王信任蕩然無存。其次，也是最要命的，周武王兵力不足。

西周在鼎盛時期，主力軍隊共有2支，一支是鎮守東方的“殷八師”，另一支則是守衛鎬京的“西六師”，西周時期每師的兵力爲2500人，合計是3.5萬人。

當然，這個兵力是西周強盛時期的數字。

而武王伐紂時，他治下的國家還只是西部一個邦國，遠非天下共主。《牧誓》和《呂氏春秋》都記載說，周武王有戎車三百輛（每車72人），虎賁三千。《史記》補充說周武王還有甲士四萬五千人，這些甲士應該屬於諸侯聯軍，而非周軍嫡系。

那麼紂王兵力是多少呢？《史記》說是70萬，這個數字應該是傳抄西周文獻時抄錯了，實際是17萬，《逸周書》也說周武王“斬首馘耳者17萬多人”。

不管是70萬還是17萬，紂王的兵力是絕對超過周軍的。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從1月27日發兵，到2月22日和諸侯聯軍在盟津會師，再到28日抵達殷郊牧野，在長達32天的行軍過程中，商朝方面居然沒有任何軍事部署，直到兵臨城下了，紂王才發覺，匆忙抽調俘虜迎戰。

更奇怪的是周武王行軍過程中一系列的反常舉動。2月27日天降大雨，周軍士卒病倒不少，軍師都勸諫說：“卒病，請休之”，然而周武王不僅斷然拒絕，反而下令急行軍，於甲子日（28日）凌晨抵達牧野後，未作修整即下令向商軍發起進攻。

結果周軍的進攻異常順利，天亮時分，周武王已經坐在了朝歌大殿上。如果我們把武王伐紂看作是一次長途奔襲作戰的話，那麼周武王冒雨急行軍的突然性的確符合兵法的攻敵不備。

但可惜，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

首先是在抵達牧野之後，周武王迷之自信的交待士卒：“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長途行軍未做修整的周武王，似乎提前就能料定商朝大軍會有“奔走者”。

其次是周武王解釋爲何冒雨行軍的理由：“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膠鬲是紂王大臣，在周軍抵達鮪水時，負責監視周人動向的膠鬲特意趕來面見周武王。

於是有了下面這段對話：膠鬲：“西伯要去哪？”武王：“去殷地”。膠鬲：“什麼時候到？”武王：“甲子日到殷城外”。

在距朝歌還有6日行程時，周武王不僅如實將行程和抵達日期告知殷商大臣，甚至不惜冒雨按時趕到。這波操作顯然不是要對殷商發動突然襲擊的節奏。

難道是周武王真的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爲了兌現承諾，以免膠鬲被紂王所殺？顯然不是，《逸周書》記載說：武王伐紂時不僅導致牧野“血流漂杵”，而且還殘忍的折辱紂王和夫人的屍身，之後又把二人頭顱砍下，置於旗上。如此殘暴對待前朝君王，恐怕歷史上沒有幾人能如此。

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呢？這還得從武王伐紂前的一個“下三濫”的細節說起。

西周得到一塊玉版，紂王聽說後派膠鬲前去討要，周文王不給；後來紂王又派費仲來求，文王卻很爽快的就給了。膠鬲是當世賢臣，而費仲則是佞臣。文王的這波操作，韓非子的解釋可謂一語中的：“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不願賢臣得志）

正是通過這件事，讓紂王認爲膠鬲的能力不如費仲，因而漸漸疏遠膠鬲。而周文王卻適時採取“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的方式拉攏膠鬲。

所以，當膠鬲前來與周武王見面時，實質是以內應的身份與周武王約定軍事行動日期，這也是周武王拼了命的要在甲子日趕到牧野的原因。

而從紂王匆忙的軍事部署來看，膠鬲也並未將周軍甲子日到殷城外的消息如實報告給紂王，反倒是在殷商大軍在列陣之時，商軍陣中突然發生了倒戈事件。所以，周軍僅僅用了幾小時時間即完成了對商軍的軍事勝利，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周武王戰前特意交待不要殺“奔走者”。

所以，《國語》曾言：膠鬲比而亡殷。三國著名史學家韋昭進一步註釋道：膠鬲佐武王以亡殷也。如此看來，紂王敗的確實太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