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英：應高度重視疫情引發的農民問題

作者|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疫情提供了反思城鄉發展模式的機會

一段時間以來，農民問題似乎可以忽略了，但是，跟這次疫情關聯度最大的羣體還是農民，當然也包括鄉村問題。

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重大外生衝擊，這個外生衝擊發生以後，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觀察和看清發展模式、體制、治理上一些重大問題的最好機會。沒有這個重大外生衝擊，往往這些深層的東西沿着路徑依賴，不大容易看出來。關於新冠疫情對發展模式、體制和治理的系統性衝擊，我們今天不討論。我在疫情爆發以來一直在反思的問題是我們的城鄉發展模式，包括城市化模式和鄉村的發展模式。

我們過去一直以爲，只要大量農民工可以去沿海地區打工，能就業，能有工資收入，有錢帶着回老家就可以了。這一套城鄉模式是候鳥式的。這次新冠衝擊的中心，湖北的農民就業去處主要在哪裏？主要在珠三角，長三角。中西部地區農民的就業機會主要在哪兒？也是在沿海，各省的省會。農民的就業、收入、生活的來源，和他作爲歸宿的鄉村這兩塊是完全隔離的。在常規年份，農民一年主要在沿海討生活，一年忙到頭以後，春節回去過幾天，年復一年地雁南飛。這次新冠外生衝擊來了以後，封城、隔離把這條路給阻斷了。我們看到的就是，農民這種兩棲發展模式是非常成問題的，他的收入和就業在沿海地區，他的居住，他的歸宿和他的根在鄉村地區，這兩者的分離在常規年份問題不顯，當疫情來了以後，封城封省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把農民就業的機會堵住了，把原來流入地區的勞動力堵住了，平常是看不到這件事的，因爲中西部地區、內地的人，基本上不在沿海城市落下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通道就被切斷了。

在我看來，背後的實質是我們的城鄉關係問題，最後農民的歸宿還是回到鄉村，城市一直不讓他們落戶，沒有解決他們基本的居住問題、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在城市權利的問題，這是城鄉關係裏面最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我們一直把它當成一個低成本的城市化方式，從這次衝擊反映出，這種模式的成本是不低的。

我們已經固化了的城鄉關係，就是鄉村爲城市服務，鄉村提供低工資的勞動成本，來滿足城市和沿海地區的發展。現在來看，一旦受到外生衝擊的時候，這一套發展模式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農民進城打工，最後農村留下來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兒童的問題，第二是老年人的問題，這種候鳥式的發展模式，將農民在城市的權利忽略，不給他們應有的城市權利和公共服務，事實上從農民來看，他們這次付出的代價顯化了。從城市和沿海地區來看，如果這些人都能夠順利落在城市，沿海地區的復工就不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農民也不會被隔絕在沒有工作機會的地方，如果他的就業和他的居住、生活之所是統一的，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教訓是，我們一定要認真反思疫情衝擊暴露出的已有體制問題。

疫情打擊最大的羣體是農民

我們爲應對新冠疫情，啓動了戰疫體制，就是舉國體制加戰時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統一、全國一盤棋的模式，打疫情仗是有效的。但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各方面是相互聯繫的。疫情衝擊以後，帶來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是，當這場仗從戰疫到經濟恢復時，我們怎樣從戰疫體制回到常規體制，這也是需要認真破題的。我們的戰時體制高度行政化、高度有效，但是接下來，我們發現很不容易回去，它與經濟活動相互之間的高度關聯有衝突。

在回到常規體制進程中，最難的是，經濟關聯不恢復，農民工問題最大。目前我們很多人在講疫情的影響，最忽略的是農民這個羣體。往往一次重大疫情衝擊當下及之後，經濟聯繫不暢通，受影響最重的是弱者。我們現在需要有一個充分評估，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到底影響了誰，想清這個事以後，再考慮我們的救濟方式。現在很多時候談恢復經濟，但是要考慮，這次的疫情造成的經濟中斷對對誰打擊最大？實際上是農民工羣體。

在恢復經濟問題上，農民羣體有幾塊要注意，第一，這一次直接受影響的產業對農民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服務業、旅館業、餐飲業，包括農村爲城市服務的產業，都是直接跟農民就業相關的。直接對農民高密度就業的產業受到的衝擊是最大的。

第二，製造業受這次疫情影響以後，會加速數字化和智能化。沿海地區的製造業，現在跟前一些年的差別在哪兒？是勞工短缺。這是這些年出現的問題。這次受到重大沖擊以後，他們根本撈不到人，訂單和勞工不到位對製造企業的衝擊與常規短缺不可同日而語。一些企業想，與其這樣，還不如加速數字化轉型。這會加快數字活動對原來勞動密集型經濟活動的替代。

第三是全球產業鏈的中斷。疫情在全球化之前，對產業鏈的影響，當時是擔心中國的產業鏈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裏被切斷，影響我們的產業鏈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跨國公司把產業移到其它沒有疫情的地方去。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次產業鏈的影響是全球化的，結果是那些國家也開始採取戰疫體制，實行封城封國，整個經濟活動開始停擺，這種停擺實際上對我們產業的影響，已經從我們作爲疫情重災區時西方跟我們斷，現在變成了他們經濟活動停掉以後，對我們產業鏈的影響。我們原來的產業鏈又是高度依賴發達國家，美歐這些經濟體疫情的加重，又會加深跟我們產業鏈的斷裂程度，這一塊又會加重我們失業的嚴重程度，其中最大的羣體是農民工。

第四是鄉村的產業。近幾年啓動的鄉村振興發生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整個鄉村的經濟活動複雜化程度提高。原來主要是以提供糧食爲主，鄉村振興以後，最大的變化是鄉村產業的多樣化，專業化，特色化，還有一個就是鄉村的產業和經濟活動跟城市的緊密程度提高。這次的疫情把農村正在複雜化的產業經濟活動鏈條，以及鄉村產業跟城市緊密的經濟活動鏈條切斷了，這非常明顯。

現在很多政策忙於經濟刺激，但是企業纔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業纔是疫情衝擊最大的主戰場。一場重大的疫情後，救助體系一定是要落到人，落到弱勢羣體上，標準就是，看誰受外生衝擊影響最大。我認爲，一定不要把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當作一般的外生衝擊，簡單採用刺激政策。我們現在所有的救助方式一定要落到最需要的羣體上。在我看來，這一次受打擊最大的是農民這個羣體。最後要落到所有的相關產業對就業的影響上，產業的重頭要落到這些農民的頭上，如果你最後不解決農民的生計問題，這對整個社會的秩序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湖北的農民工和第一產業保護要放到重點位置

在這一次疫情的衝擊下，怎麼救湖北？這個事一定不要以爲，疫情已經壓下去了，湖北你就自救吧！那麼大的災難，靠湖北自身是恢復不過來的。湖北經濟的事也是全國的事。湖北是中國農民工輸出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北的淡水，家禽養殖、磷礦、化肥這些行業在全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北淡水產業連續23年居全國第一，出口歐美的小龍蝦，1/3來自湖北，湖北又是全國家禽第六大產區，雞蛋產量佔全國產量的5%，磷礦佔全國總產量的比例接近50%，另外像農用化肥這些產量佔全國的比重都是在10%左右。所以維持湖北的這些農字頭的產業，對國計民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比如說淡水產品的供給，不僅僅是穩定湖北本身，對穩定整個農業和輕工業生產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旦湖北這些行業的貢獻急劇下降以後，對整個國計民生也會帶來更大影響。

我的建議是，對湖北跟農民相關的局勢要高度關注。一個是農民工，湖北的農民工是全國農民工的輸出大省。現在疫情衝擊以後，各省防湖北的農民工，就跟防病毒一樣，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我知道的情況是，湖北很多到貴州去打工的，會把他們隔離起來，每天還要收費。現在各省應該儘快出臺反歧視湖北農民工的做法，地方要高度重視這些從疫區來的人的就業問題。湖北的這些農民工，往常一般大年初三就出去了，這次基本上是關了快兩個月的時間，他的收入機會本身就減少了，又再加上出省以後面臨歧視問題，這些人有可能會成爲疫情以後最大的失業羣體。這個羣體如果出現問題了，對整個社會的穩定都會產生影響。所以要出臺專門的政策針對湖北農民工的就業反歧視、就業機會的保障，甚至包括他們的失業救濟金補貼。

第二是湖北相關農業的產業保護，它對保證全國的民生、農產品的供給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湖北整個鄉村的產業，淡水、家禽養殖、農化企業這些是需要有專門的救濟和保護政策的，要能保證這些產業不要出問題。

必須改變思維，真正讓農民工在城市落地

再往遠一點看，就是接下來的機會。現在很多人都在談經濟刺激的辦法，但是我覺得現在與其採取一些短期的經濟刺激的辦法，還不如找新的經濟發展機會去發力。

第一，這次疫情以後，我們要思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未來的人，農民到底往哪兒放的問題。現在一定要加快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農民的城市權利問題，不能再讓農民家庭成員之間分離，農民的職住生活分離。另外，目前他們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還有教育權利仍繼續遊離在整個城市化進程和體制之外，這是要補的最大短板。與其用很多的錢搞基礎設施建設，修路，還不如把錢拿來幹這件事，這能啓動消費，能啓動就業，能解決城鄉不平衡的問題。要反對的一種主張是，把農民返回去，讓他回去種糧食，種地。一定要改變原來農民候鳥式、兩棲化的模式。這個政策如果得到調整，中國的城鄉關係就會得到重大的改變。農民最恐懼的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家庭成員之間是分離的。封城以後，你在這兒，我在那兒，跟我們現在的留學生是一樣的，在美國，在歐洲，但是他的家，他的根在中國。要把原來農民工只是在城市找就業機會的觀念改正，真正讓他們舉家在城市落地，解決他們孩子的教育問題，解決公共服務提供問題，解決他的職住和家庭問題。

第二點，要給鄉村發展機會。從這次疫情看到的情況，最容易爆發的地區都是在大城市，鄉村不會有這麼大的問題，因爲鄉村的人口密度沒那麼高，比較分散。疫情最可怕的是人傳人這件事，實際上跟人口密度是相關的。目前的發展模式裏面，非常需要反思的是什麼呢？是城鄉之間的平衡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還有廣大的鄉村空間。鄉村空間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可以解決人的就業和生活的平衡。但是，鄉村的產業沒有發展的空間，鄉村沒有土地的權力，鄉村產業被極其窄化。這導致鄉村衰敗。現在人唯一的去處就是到城市去，到城市去只是就業，也不能在城市落下來。

鄉村振興要打通要素在城鄉間的流動限制

疫情過後，鄉村振興還有機會。鄉村振興的目的是實現城鄉兩個空間更平衡發展，提高城裏人和鄉下人的生活質量。解決我們城市人口過於密集，疫情到來以後社會公共事件的處理成本過高的問題。要給鄉村更多的發展空間。比如說鄉村的產業如何多樣化、複雜化，提高鄉村產業的報酬，讓要素進到鄉村去以後有回報，讓城市跟鄉村之間的產業可以形成更好地互動，要素在城鄉之間更好地流動，形成城市和鄉村之間相對的平衡。

我們一定要考慮鄉村振興如何實打實地推進。實打實的推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鄉村的產業一定要有回報。爲什麼要素只往城市，不往農村走？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鄉村產業的報酬低，報酬低以後，資本、人、土地就不往農村去配置。要解決鄉村產業的回報問題，非常重要的在哪兒？就是提高鄉村產業複雜度。比如說現在的農業，這些農產品的報酬就是幾百塊錢，如果整個農村產業複雜度提高，科技含量提高，要素組合和配置效率提高，那回報率就會上升。鄉村的產業跟城市的產業就一樣具有競爭力了，資本就願意到鄉村投資。

第二，讓整個要素在城鄉之間打通，這樣資本就會下鄉，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就會往鄉村走，土地資源使用在鄉村纔有回報。城鄉之間要素打通以後，鄉村和城市之間的發展才能平衡。

第三，尤其要強調的就是，對鄉村老人的救助。這是我們在這次疫情之後要儘快解決的。鄉村現在最絕望，最痛苦，最沒有希望的是誰？我們原來一直講是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現在已經有所變化。現在年輕的夫婦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當地的縣城讀書。所以現在農村最困難的羣體就是鄉村的老人，沒有人管，在心理、生理、收入等等這些，都處於被忽略的狀態。對鄉村老人的救助，他們未來的歸宿，他們基本的保障，應該是作爲我們發展的重點。

基礎設施的投資位置要對，要大力發展都市圈

未來鄉村振興的戰場在哪兒？將城市和鄉村連接起來最主要的就是都市圈，我們不要把城市和鄉村完全割裂開來，過去的城市化模式問題出在哪兒？就是城市和鄉村兩張皮。在這次疫情以後，整個空間佈局一定要加快都市圈的發展。都市圈的發展是連兩個東西，第一是將過去農民進城又回鄉的這套模式打破，讓這些農民落在都市圈，他不一定在大城市的中心區，在都市圈裏，可能是鄉村，可能是城鄉結合部。第二，解決城鄉產業之間的協調，我們現在啓動了很多基礎設施的投資，基礎設施的投資未來是爲空間格局的變化、城鄉關係的重構、農民在城市的落腳這些未來新發展動能去助力，都市圈的發展是重構未來發展格局最主要的載體。現在我擔心的就是基礎設施的投資，位置投錯了，大量的誤投資，如果位置投對了，就是爲下一步的發展動能提供了基礎。

中國的糧食供給能力有保障，要防止各種炒作導致的恐慌

說到糧食問題，首先，從數據來看，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一直是受到高度重視的。整個中國農業政策的核心是糧食安全，糧食安全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也是農業問題。數據來看，糧食已經多年連增，包括主糧也得到重點保障。從國策來講，這些是得到政策、體制、資金的重點保障的。

第二，中國主糧對外的依存度是很低的。我們的水稻和小麥是自給的，進口的主要是大豆、油料這些東西，疫情全球化以後，即便國際採取糧食封鎖的辦法，實際上中國自身在主糧的生產和供給上，是有保障的。現在擔心的是什麼呢？擔心的就是國際上主要的糧食生產國採取禁止出口政策，可能會對市場上造成恐慌，這些恐慌會傳導到農產品市場上，對糧價產生影響，這個我是擔心的，因爲它會被炒作。比如說大豆，主要的進口來源一個是美國，一個是南美，南美疫情蔓延以後，這些國家如果控制不力，會對我們大豆的進口產生影響。

此外，非洲的蝗災是非常嚴重的，就怕這次的疫情往非洲蔓延以後，非洲防疫體系很不理想。非洲老百姓的收入、身體狀況都不足以應對疫情，這是我最擔心的。像歐美，抗疫體制沒有真正啓動，實際上是在生命和經濟損失之間的權衡。真正啓動了以後，它們是有辦法的，它們的應急體制、科技、儲備能力是足夠的，只是願不願意啓動的問題。非洲蔓延以後，對全球的農業打擊是要進行重新評估的。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從我們自己的保障，從我們過去的增長或者是儲備，從我們對主糧安全的重視來講，不會出大的問題。對整個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國際傳導。這個又取決於整個疫情在全球化的程度，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糧食安全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這一次的新冠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不可測，很多的東西要做最壞的考慮，最壞的打算，不能把這個當成一般的衝擊，短期就會過去。中國最初發生疫情的時候，很多人拿來跟2003年比，我覺得是非常錯誤的。

糧價上漲影響失業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羣體

糧食價格的走勢取決於幾個東西，一是糧食的儲備到底是多少，還有就是今年糧食的增長。對此我是不樂觀的。因爲中國現在沒有一套激勵農民去更多種糧的體制，有多少有效的儲備有待檢驗。加上國際上的變動，我對今年的糧食價格走勢是不樂觀的。

糧價上漲，對城市平民的基本需求會產生重大影響。城裏人喫的，儘管糧食佔比不高，但這是不能少的。還有蔬菜水果這些東西，都是會漲的。我擔心整個農產品的供給如果出問題，會對整個社會秩序產生影響。尤其現在受疫情打擊最重要的兩個羣體，一個是農民羣體的失業，這個羣體的失業在哪兒？不是在鄉村，都是在城市。被封在老家的這些人都是不種糧食的，那些人原來大年初三就出去了。這些人解封以後，第一選擇是什麼？是往沿海跑，往大城市跑，他不是農產品的供給者。另外，糧價會影響CPI，影響物價指數，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視。另外就是城裏面這些收入比較低的城市平民，這兩個羣體受食品價格供給影響是很大的，他們又是社會穩定裏面兩個最重要的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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