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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樂

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網易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祕密。

NO.022. 無後爲大？從網友對楊麗萍的評論談起

據媒體6月8日報道，有網友在著名舞蹈家楊麗萍的社交賬號中留下評論，該網友稱“一個女人最大的失敗是沒一個兒女，所謂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

據說，楊麗萍女士是因爲要跳舞而長期節食，造成無法懷孕。若然，這位網友的評論的確有些不夠厚道。楊女士爲其事業作出重大犧牲，我們應該同情其不能生育的結果。可以說，爲了跳舞而節食到不能生育的程度，肯定對健康也是不好的，是過分的，是不應該的，長期而言，對跳舞是否有利，也是可疑的。但這應該是對大多數在“爲伊消得人憔悴”，過分拼搏中的青年人的忠告，而不是對像楊女士這樣已經“在燈火闌珊處”的人的評論甚至譏笑。像她的情形，已經給定不能生育，只能在這個限制下，好好生活工作。天倫之樂雖然重要，但也有其他千種能夠增加快樂，與對社會作出貢獻的方法。還有，是否有孩子是夫婦雙方的事，不可以只怪女方。

筆者從小就接受的一個思想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肯定是錯誤的封建思想。然而，到了耳順之後，逐漸部分認同“無後爲大”。不過，“無後”至少有幾個不同的層次。在全人類甚至全生物界的層次，無後就是全球滅絕。這差不多是最大的災難，必須儘可能避免。這個問題重要到有不少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它，包括牛津大學的全球優先課題研究所（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詳見筆者2018年在牛津大學的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發表爲Ng 2019.)。

另外一個極端是個人或各對夫婦的層次。在這個層次，筆者認爲大致應該讓各對夫婦自己決定是否要生孩子。生育孩子有重大的物質、時間與精神上的成本，而這絕大部分都是孩子的父母所承擔。因此，各對夫婦應該有最大的發言權。不過，生孩子也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回報，以致有孩子的人，並不比沒有孩子的比較不快樂。

爲何說是“大致”，而不是完全呢？因爲各對夫婦的生育決策，對他人，包括在上述全球的層次，和下述全國的層次，也可能會有些影響。因此，理想而言，最好能夠考慮，或通過某種鼓勵或遏制來影響。在這些考量中，一個要點是，有些夫婦的孩子，將來很可能是對除了本家庭以外的社會成員有利的，或有害的。例如，在楊麗萍的情形，作爲著名舞蹈家，可以說，其孩子多數也會是一個很好的人才。不過，在這方面，我們大致只能夠讓各對夫婦多少考慮對社會的影響，很難通過社會的措施來影響，因爲多數會有更大的負作用。

關於“無後”，在上述全球與個人的層次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層次，例如全國的、講廣東話的、家族的。對於這些中間層次，筆者認爲我們只需要考慮全國的利益，不需要考慮（個人以外的）家族的與各省的利益。筆者甚至認爲，雖然不應該禁止，但也不應該鼓勵漢族的除普通話以外的各種方言的繼續使用，因爲學習的時間成本很高，還造成一些區域主義。在個人或家庭層次，最好逐漸放棄方言的使用，像筆者家庭放棄使用潮州話一樣。對這個可能很有爭議性的問題，我們以後有機會，可以專文討論。

在全國的層次，中國已經進入生育不足，面臨總人口大量下降的情形。因此，在這個層次，只要不是有重大負影響，鼓勵生育，或至少各對夫婦傾向於生孩子，很可能是好的。但有如上述，大致必須讓各對夫婦自己決定。

在關於是否應該生育孩子的問題，有一個可能錯誤看法是，只看平均，沒有看邊際。例如，如果在全球、全國等有關層次，都沒有滅絕或生育不足的問題的情形，就不能夠說，“每對夫婦必須至少生兩個孩子，因爲如果只生一個，每一代人之後，人口就減半，幾十代人之後，就面臨滅絕”。即使最好平均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也不須要要求每對夫婦這麼做，讓人們選擇，有些多生，有些少生，甚至不生。如果整體而言，在邊際上是合適的，就沒有問題。

不過，當人口的數目是一個有關變量時，有一個哲學家千年沒有解決的倫理問題：在選擇總人口的大小時，應該極大化平均（淨）快樂，還是總（淨）快樂？後者是前者乘以人口數。筆者回答了這個千年問題（Ng 1989），以後有機會，也可以專文討論。

另外一個從經濟學的角度有趣的問題是，傳統經濟學沒有考慮人口數目的改變，因此可以證明，如果沒有無知，也沒有像污染等外部作用，完全競爭（沒有壟斷力量）的市場經濟是最優的（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不過，當人口數目改變時，這個結論就有問題了（但不是就沒有意義或重要性）。如果多生一個孩子，即使對其他人沒有影響，但有了一個新的人，這個人的快樂（或福祉）不能忽視。不過，像筆者以前說過的一樣，絕大多數夫婦，在決定是否要生一個孩子時，不會充分考慮這個孩子將來的福祉，而主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多少可能也考慮家庭其他成員的利益。如果預期孩子將來會痛苦，很可能影響決定不要生。但只要是大致快樂，快樂的程度對是否生育沒有很大的影響。例如預期孩子將來的淨快樂會是100萬個單位，卻不會因而願意承擔1萬個單位的淨痛苦來生這個孩子。這樣，即使孩子的出生不會對其他人造成任何影響，人們自利的選擇，就可能導致最優的情形不能由市場的選擇自然出現。即使沒有壟斷和外部作用，也可能須要某種干預，才能得到最優的結果。例如，政府補貼這對夫婦二十萬元，使他們原來的負一萬個單位的福祉，變成正五千個單位，而將來向這孩子多徵收一百萬元的稅，使他的福祉從一百萬個單位減少到90萬個單位，而政府或社會其他人還能夠得利。

也可以說，由於有了新的社會成員，就出現了新的外部作用，原來的“內部作用”，可能變成外部作用，孩子將來的快樂沒有被父母充分考慮的外部作用。但這種外部作用，在傳統經濟學是完全沒有考慮的。

關於人口與生育的問題，在中國肯定是應該全面放寬對生育的控制，甚至基於上述一些原因，可能可以考慮鼓勵生育。

我們在下一兩星期的文章, 多數會討論男人的高度競爭性，造成許多狂妄的人，並敘述中國古今四位著名狂人的真實與有趣的故事。讀者們，你們可以先自己選出幾位，看與我選出的有沒有共同。

文獻

NG, Yew-Kwang (1989),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 The impossibility of Parfit’s theory X,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5: 135-253.

NG, Yew-Kwang (2019). Keynote: Globalextinction and animal welfare: Two priorities for effective altruism”(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GlobalPolicy, 10(2): 258-66. https://doi.org/10.1111/1758-5899.12647.

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本文爲網易研究局獨家稿件，不構成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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