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西人以赛亚·伯林评论说，越是文化不昌的时代，就越迷信越喜好造神。例如“国学大师”刘文典这尊神，就是咱们集体唾沫横飞给造出来的。

安徽怀宁刘文典，学有根柢，名有见述，专究《淮南》，以此特出，是昔日名教授，也是坚贞爱国、有基本民族气节之人，这是一个不该抹煞的事实。可问题在于：在民国学术圈，他只不过就是一线学者梯队中的小角色一枚，我们看当时人写的学术史，实际极少有人称道他，有所提及还多是讪笑，刻薄点的直接视为丑角。

可以说，刘文典虽一度在北大清华任教，但其人并不见得有多特殊，更缺乏可与陈寅恪等同事同行并雄的学识资本、学术威望、社会贡献，及著作成就。所以，前些年，“当代百晓生”胡文辉大佬，出过一部题为《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名作，算是很客观独立的一份月旦评，对刘文典就完全漠视，此谈言微中亦足解纷矣。

这本书，将民国以来文史圈，最具份量的学者，“点将”出128位，连姚从吾、周汝昌、张五常都给独置一席。偏偏刘文典“大师”只字未提，也可征见后世对其地位的一个评判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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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判人事，首先要确定真假，其次才是非判断，而最后方是循名定位，看是否值得跟风大吹彩虹屁。

可以明确地讲，如今群众口中“大师”来“大师”去，像谈论自家亲戚一般熟悉的刘文典先生，在民国学术界实际并非很特出。他在学术上，主要是靠两大同乡，也是彼时文化界两大明星，即陈独秀与胡适之的援引、提携、吹嘘而得。老辈人极看重乡谊，也正因了这俩“学术保姆”擎旗开路，他才得以进入大学，挤进主流学术圈，且日渐“薄有虚名”的。

刘文典一生学术成就在校勘《淮南子》与《庄子》，这也是胡适给他的提点——被陈弄进北大后“北大同事一直冷眼旁观”，对他看不上，长年“领最低的薪”，胡适劝他校勘古籍，因容易出成果，最便捷获取名利。后来一些八卦动辄说他如何狂，如何瞧不起胡适云云，实际他对胡适终身都毕恭毕敬，在目前可查40多封书信中无不奉承颂歌，不敢丝毫忤逆。“你是弟所最敬爱的师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教导”，通篇都是诸如此类亲昵。

如今时贤动辄引述的，陈寅恪、胡适给他的书写序，如何吹捧推重云云，稍知中国老派文化人交往方式的都当清楚，书序、书信之类在过去无非一种“学术交际”，夸大其词那是惯常做法，并不一定要讲心里话，说出真实看法。 比如胡适，一面在公开序言中对他一通猛吹，在私下日记却嫌弃他，批他“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这些，《刘文典诗文存稿》、《胡适日记》等书，一翻即明。

不仅如此，恰恰相反，在民国学术圈，刘文典是新旧两派都挺嫌弃的人物。谈学问，他屡受吴宓、王叔岷等人的抨击，傅斯年甚至“炮轰”其代表作《庄子补正》“无穷错误”，判为学术水准低下 ；论为人，时人都极鄙夷他，陈梦家、冯友兰、王力诸人都有类似“败类”的评价，《朱自清日记》1942年9月10日条说闻一多一听刘文典就“痛骂”。1942年5月，西南联大一致通过决议开除刘文典，当时一个总爆发。

总体而言，他学问不错，但委实称不上“大师”；最后出处，也不失民族气节，可为人也说不上多正面，多伟岸。不黑不吹，实事求是，在那个时代，他就是一介普通学者，一个不失底线的中国人。可就是这么一本平常的学者，经我们的吹捧渲染与无中生有，反复翻炒乃为“国学大师”，添油加醋而成“民国第一狂徒”，如此造神是连瞎捧都捧不到点上，实在挺无聊的。

比如，近一二十年来，坊间谈民国学术八卦，给刘文典安上的“三大光环”事迹，稍翻阅点材料，即知都受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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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开脚踢蒋介石事件”系后世演绎

民国时代，似是知识分子尊严特张之日。章太炎痛骂袁世凯、胡适翘腿与蒋同坐、梁漱溟当场顶撞，以及刘文典公然踢蒋，此4桩美事差不多是“民国粉”最津津乐道的。

只是，凡事一“粉”就不大正常。刘文典顶撞过蒋介石确有其事，可是什么“打过蒋老板，差点把老蒋踢碎”之类都是添盐着醋的演绎。最坚实的证据，来自刘文典之子刘平章老先生，在2004年所发的《“脚踢蒋介石”系演绎——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一文。

该事实际也简单：1928年11月23日，时安徽大学跟隔壁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起了冲突，彼时蒋氏恰在安庆视察，听闻此事，召来时任徽大校长刘文典和女校校长程勉询查内情。刘文典到场后，坚谓此事“有黑幕”，不肯合作，蒋被气到了，直指刘为“新学阀”。刘回骂他是“新军阀”，遂被拘留。后经老乡胡适等作保，关几天伺候后释放。

这桩事情，固然体现了刘文典的“狂”，可他的“狂”如今看来，可能也是看菜下单的。一来，彼时的蒋上台尚未久，威望不够；二来，刘文典只怕也自恃是“革命老人”，是追随过孙文的前辈，对蒋氏大概还有看不上的心思吧。

到了后来，蒋氏高踞万人之上，刘大师对蒋就特别客气了，讴功颂德，唯恐人后。1946年，蒋先生60大寿，那篇洋洋𫄥𫄥的阿谀寿文就出刘氏手笔。一个聪明人的“狂”，从不是愣头青般的颟顸，而是瞧时机与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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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联大开除刘文典事件”是自取其咎

刘文典被联大解聘，可称其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之败”，且在此中也丝毫不见其“狂”态，只有无奈。

西南联大，自1937年11月创设，至1946年5月散伙，存在共约9年。在此期间，只出现过两起名教授被解聘事件，一是罗努生因太醉心官场落职，另一出便是刘文典了。西南联大以“共克时艰”为号召，这些在其整个历史中，都是罕见的。

刘文典之所以遭解聘，据我所见材料推断，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且都是刘自身的问题：

其一，学术水准备受怀疑。刘本是极富才情之人，26岁受陈仲甫援引入职北大，32岁志在“学术巨商”，用心搞出《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也很快写就，但此后的刘自负自得，留连花丛，使酒骂座，不仅基本再无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连课都应付了事。

看《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等，即可知道，彼时联大学者群对其资格与水准始终芥蒂甚深，只因他在北大前后有安徽老乡陈胡二公罩着，也就勉强应付。

其二，人品为彼时同行所不齿。刘文典其人，据周作人、张中行、何兆武等回忆录，作为教师是不负责的：“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来了就骂人，师生啧有烦言；尤其让这般“五四人物”受不了的是：他有抽鸦片的恶心，还自诩风雅，号为“二云居士”（云南烟土与云南火腿），为时流所深恶痛绝。

稍后，他变本加厉，“不经请假，私行离校，恶意旷课，徙迁普洱”，依附于巨贾张孟希为门客，只为图其重金与鸦片供给，此举彻底激怒了彼时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诸位，终于在1942年5月的校决议中不再续聘。据说，闻当场发飙：“难道不当汉奸就能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为此，吴宓在日记中似欢天喜地，说“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 典) 排挤出校”，且认为“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真咄咄怪事也”。直接说他是“破烂”，而云南大学是“藏污纳垢”。

在“此役”中，如今众所称道的“民国第一狂徒”刘文典，一点狂态也没有，非但如此，他马上“摇尾乞怜”。1943年7月25日，刘异常恭敬地上书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表示痛改前非，可梅没有理睬他。至此以后，刘文典就滞留在了云南，被云大所聘任。

直至1947年，彼时“中研院”启动第一批院士评审，刘文典经胡适引荐，得列候选人名单，可在评议会的5轮投票中，得票均为0票，遂成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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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文典侮辱沈从文事件”完全无中生有

当代人最喜闻乐见的，是狗血八卦。谈及刘文典，他何以会如此驰名，“赢得狂名七十年”，最大因素当然与他跑警报时羞辱沈从文那则轶闻有关。

这个传说，在当代为人所知，最主要传播源来自汪曾祺、何兆武、张中行等人的回忆文章。虽都是“听闻”、“据说”、“听别人讲”，表述有小差异，可大体都可追溯如下：联大时期，日寇常空袭，是以师生跑防空洞为家常便饭。某次，刘文典正跑着，路遇沈从文，当众羞辱说，"陈寅恪先生跑警报，是为留存国粹；我刘文典跑警报，是为了腹中的庄子；学生们跑，是为国家之未来；你沈从文啥都不是，是为了啥呢”。

但是，这个事情实际是个流言，并不存在。实际上早在1988年的时，学者尹洛，这位西南联大老学生，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沈从文不答刘文典》的文章正本溯源，表示绝无此事，认为是“文人相轻一类话头而已”。一番论证后的结论是，“过去传说刘文典侮辱沈从文先生的事不实,没有那回事,应予辟谣,以正听闻”。

更为重要的是，刘文典的亲传弟子，乃至亲儿子，及沈从文次子沈虎雏，都曾出面澄清完全子虚乌有。刘文典最喜欢的学生吴进仁，写有《叔雅先生》一文，说过刘文典自己都很困扰：“其实早在我上学之时，先生就跟我讲过这事，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传闻出现呢？”刘文典哲嗣刘平章说的更清楚，沈从文当教授时，刘文典已不在联大，况且两家私交不错，时常往来，刘从未看轻过沈，俩家甚至张罗过结亲。他说，“说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

刘文典反对、轻视沈从文当教授一事，完全可证实并不存在——这么一来，刘文典的“狂”，也就更落空了前些年，岳南写畅销书《南渡北归》，在中部第10章对这个事依然大加渲染，显然与他笔下很多记录一样，是不大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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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关于刘文典的“狂奴故态”，以及围绕他的狂名所生产的大量鸡汤八卦，多年来始终盛传于网上，乃至报端、书籍。

我特别能理解，我们如此乐此不疲，夸夸其谈刘文典及民国诸学者，很显然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那些奇缺又亟需树立知识分子精神的时代，表彰与阐微刘文典及其同道，最大意义上是在呼吁此种精神传统的重生，并冀望学术文化的优良系统得以重建。

可是，同样不辩自明的是，这一切必需得建筑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非出于实用主义傅粉施朱瞎编乱造。如今关于刘文典的许多事迹，都是荒诞无稽的，要么不合史实 ，要么不够客观，要么过分拔高。例如刘文典曾担任过孙逸仙秘书等流行说法，均为谣传。据刘氏自个所写《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断》，他是“亲炙中山先生”，谈过几次话，可秘书云云，则完全捕风捉影。

另外，还需澄清的是，此番议论刘文典，是意在将其请出由瞎话、讹传、谣言、鸡汤编织的神殿，讲述出一个“真实的刘文典”。且如实指出，倘循名责实，其“国学大师”、“民国第一狂徒”等名头未免过当。可我并无意去否定这么个人，他的建树也断非我这么一介喷子所能遮掩。

比如，其《淮南鸿烈集解》一书，论校勘之精湛，实难有另书可替代，至今我也还时时诵读；比如，他的翻译、时论、政评文章，也多精义，其《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我素以为是那个时代相关意见中极特出的，反映出作者的日本学素养，较之钱端升诸专家，似也不遑多让。

因此，如果这篇小文让一些痴迷此道的朋友恼火到，在此，我得拱手表示歉意，只因我的本意，是期盼公共言论能够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讲一份话，不要把什么都搞得神汉摇签一般，乌烟瘴气，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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