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契丹国志》中说：“（蒙古里国）……不与契丹征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又如《辽史·道宗纪》所记：“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辽对于蒙古高原诸部的这种怀柔政策总的来说收效很好。所以到了辽祚将倾之际，蒙古还多次对落难的天祚帝施以援手，在《辽史·天祚纪》中都有记载。如：
“（保大二年1122四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于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赆马、驼、食羊。
（保大二年六月）谟葛失以兵来援，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属阿敌音。
（保大四年1124正月）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弃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赆马、驼、羊，又率部人防卫。……至乌古敌烈部，以都点检萧乙薛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此记载又见于《辽史·部族表》）
（保大四年七月）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

其实金一开始同蒙古诸部的关系实际上也还说得过去，《金史·太祖纪》、《太宗纪》对此也有相关记载：“（天辅六年1122五月）谋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
（天会三年1125三月）斡鲁献传国宝，以谋葛失来附，请授印绶。”

我们已经看到《辽史》和《金史》在对蒙古的记载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但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为此我们所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个前提是：蒙古高原诸部在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不过一松散部落联盟，故而其对外没有形成统一的态度，这就解释了上述记载中的对象同为“谋葛失”而其立场却相悖的现象。相似的例证还有于天会二年闰三月归降金朝的乌虎里、迪烈底两部——这两部就是之前活跃于蒙古高原之上的部落。而金太宗命令将其安置于大兴安岭以东的庞葛城附近，其意无非笼络人心、并倚两部为屏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辽金双方都在着意拉拢蒙古高原诸部族，因此蒙古高原的局势也非常混乱。

辽金双方对于蒙古高原诸部的争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一是耶律大石的西逃，其二是金对宋作战的开始。其直接影响是金主观上搁置了对蒙古高原的经略；而从长远来说，此时的搁置无异于放弃。

《辽史·天祚纪》中记耶律大石于保大二年纠合十八部王众西遁之事，已经证明了辽在蒙古高原上仍然具有十分强大的号召力，但金对此却有自己的想法。金太宗于天会二年十月接到完颜斡鲁关于耶律大石势盛的奏告时曾下诏云：“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以俟报下。”这实际上是对耶律大石势力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导致金上层作出这一决策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还是天祚帝尚未被消灭，而他们认为耶律大石在蒙古高原上不具备继承辽国号召力的资质，所以虽然其“自称为王，置南北官署，有战马万匹”（《金史·太宗纪》），但不见得就能受到蒙古诸部的拥护。所以在耶律大石西逃之后，金自认为强敌不再，花在蒙古高原上的心思就少了许多。直到金熙宗即位之时，金朝几乎没有再插手过蒙古高原内部的事务。

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金对宋开战：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金的命运。金灭宋之战前后共进行两次，金朝在此战中可谓举全国之力，自然是无暇北顾。加之金灭宋之战进行得异常顺利：金天会三年第一次伐宋时仅用三月就兵至汴梁城下；天会四年第二次伐宋时，金军虽然在山西及河北的部分地区遭遇了较为顽强的抵抗，但进至汴梁也只用了三月有余的时间（其时间计算据《宋史·钦宗纪》）。战事顺利如此很可能大大出乎金军统帅之意料：直到靖康元年十月金人第二次进逼汴梁之际，其对宋之外交文书中仍然提到“……既与议和，应是贵国自以渝变前盟为罪，添割土地请和，交过本朝……”；金军兵围汴梁后也曾致书钦宗要求“別遣上皇、越王、皇子、亲弟为质”以“保全宗社，永固懽和”（分别摘自《大金吊伐录》卷二《都部署司回牒》，卷三《与宋主书》、《回宋主书》）。但宋钦宗君臣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其暧昧态度最终促使金军丧失耐心转而攻城；宋钦宗又听信方术，请“妖人”“神兵”以求退敌，终于使汴梁外城迅速陷落。

金在短时间内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灭亡两个文明程度远高于自身的王朝诚然是值得夸耀的辉煌战绩，但这同时也注定了其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消化这一胜利果实：金人既要扫清宋之遗民的反抗，还要对新占之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金灭北宋后曾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帝、后又立故宋济南知府刘豫为帝，试图效法五代石敬瑭故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尚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人才上的缺乏[1]和金本身行政制度的落后两方面，由于与题无关，于此不赘）控制中原汉地。而对于金朝而言，在竭力招徕辽宋旧臣之外，唯有保持在河东河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存在、依赖暴力机器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这种制度上的缺失，进而安抚人民、巩固其统治。因此终金太宗一朝，不论金通过哪一傀儡政权对中原汉地进行控制，都没有放弃向南用兵的努力：用娄室、撒离喝、宗辅、宗弼征陕西，用挞懒、宗弼下江淮，其人皆为国中重臣。故而可见金人对于彻底消灭宋室残余、确保胜利果实之事不可谓不重视。但到了太宗末年，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均势，其具体体现是韩世忠、吴玠曾先后于黄天荡、和尚原击败完颜宗弼所率领的金军主力。这些军事上的失败虽然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仍然迫使部分金军将领开始对南进灭宋战略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最终也造成了金朝对外战略思路的再度变化。

金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带有很强阶段性色彩的（这一点刘浦江教授有文章《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并不是所谓的一味南下。而总的来说，金太宗发动攻宋战争并最终灭宋标志着金朝战略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也正是在此时，金朝主动的放弃了对蒙古高原内部事务的干预，转而采取绥靖的态度。其实不仅仅是对蒙古高原，金朝在这一时期对西夏及高丽的外交方略也大抵如此。笔者在此试举两例以说明：其一为天会二年五月，金曷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言高丽击杀金“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之人，金太宗下诏称：“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同年七月更是下诏训诫鹘实答称“敢先犯彼，虽捷必伐”；其二为辽亡后（其时约在天会三年前后）金太宗“以宗翰破辽，经略夏国奉表称藩，深嘉其功。……”（ 以上两则分别引自《金史·太宗纪》《金史·宗翰传》。此外，前辈学者董克昌曾撰有《大金对四邻关系的总方针与总趋势》一文，我于此即取其“北守”理论之意，对于其“南进”之说则实难苟同。），金太宗既以完颜宗翰经略西夏称藩为功，其期许如何我们不难从中获知。而金对于蒙古、夏及高丽的态度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金宋关系的不断恶化，双方在海上之盟的后续及落实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由口角而化为兵戈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并非如一些学者所征引称“我大金皇帝有一统天下之志”（《会编》卷61）。这一靖康年间双方在山西拉锯之际出自金朝使节口中的宣言实际上正是前文所述的金朝统治者对宋朝君臣施以威胁、促成和议之一具体表现。

金熙宗冲年即位之后，金之对宋方略已经开始发生实际上的转变。金朝在南方同南宋媾和，并重又开始以强硬姿态插手蒙古高原之政治事务。而这主要是金自身的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所致。

金熙宗统治初期，金国上层共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分别为天眷二年七月完颜宗磐、宗隽谋反事件，同年八月之完颜挞懒（完颜昌）、鹘懒谋反事件以及天眷三年九月杀左丞相完颜希尹事件，其中尤以前两次影响为大。金熙宗和完颜宗弼安在宗磐、宗隽及挞懒等人头上一个共同的罪名即“交通宋国，倡议割地”。宗磐等人之所以倡与宋和平之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文中笔者所提到的金朝将领的“反思”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而挞懒即为其中之代表。他在太宗朝曾参与对宋作战，并于1129年在江淮战场被宋军挫败。此时完颜挞懒对倏尔灭宋的不可能性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加之这一时期河北、河东等地抗金义军此起彼伏，金军自顾不暇，挞懒于是有了“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大金国志校证》卷7）的对宋策略构想。拥有这一思想基础的挞懒在退居朝野后因而能够力赞宗磐等人“割地于宋、宋必德我”之说。但这一割地赂和的策略未能使金国内部的主战势力心服口服，而仅仅是由于宗磐等人的当权才得以施行，因此其影响未能持久。完颜宗弼在宗磐一派被清除后上台，于绍兴十年撕毁同南宋的割地之议并发兵三路南侵。也正是这次南侵使得宗弼在顺昌、郾城等地遭到宋军挫败，金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几乎被倾覆，宗弼最终遂收获了同挞懒相同的认识，即金在短时间内无法单纯通过军事手段灭亡宋朝。一些流传甚广的言论也正是出自于宗弼的这次南侵，如金军大将韩常所说“今之南军,其勇锐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要录》卷133），又如金军中广为流传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其客观上都反映出了金灭北宋时所倚仗的军事优势在此时已不复存在，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回归到一种平衡、甚至可以说宋占优势的状态。

而对于北部的蒙古，以兵立国的金也应对乏术。数次北征均没有占到便宜。使金宋臣洪皓在其所著《松漠纪闻》中称“（盲骨子）与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更是颇具有讽刺意味。

最后，说辽外结蒙古是为了从北部压迫宋境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了。在这里贴两张辽的疆域图加以说明，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北宋的疆域最北也未到达河套地区，更不用说扩张到能同蒙古诸部接壤的程度。

[1] 《金史·太宗纪》中有“（天会五年1127八月）诏曰：‘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取士，以安新民……’”“（天会八年1130十月）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之记载，附于此以为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