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國學大師，世人只關注他的辮子，卻不知他心裏有一團火

一提到辜鴻銘，有點文化知識的人，可能腦子裏一下子就會出現一個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腦後拖着一個小辮子的頑固守舊的糟老頭。誠然，這確實是辜鴻銘的標配，你也完全可以說他是一個糟老頭，但是卻絕不可以把“頑固守舊”的字眼加在他的身上。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新派的人物，他對西方文化的瞭解，超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所有領軍人物。而且，他也曾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他之所以要把自己裝扮成這副樣子，其實是出於一種文化情懷，出於對傳統文化的癡迷和熱愛。

（辜鴻銘雕像）

辜鴻銘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是絕對需要大書特書的一個人物。他學貫中西，中學西學的修爲都達到一個極高的境界，但他首先是一個國學大師。可是他卻不幸生在晚清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生在傳統文化式微的年代。不過這又是他的幸運，因爲他趕上了傳統文化的末班車，並因此受到傳統文化的浸潤，使他成爲一代鴻儒。

自從他發現傳統文化的美妙，他就一下子愛上了她，並用他的絕頂聰明鑽研她，如飢似渴地學習她。他還同時發現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點，那就是信奉強權，相信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於是他不僅致力於在國內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他還懷着救世的大愛，一心要用中國的文化去拯救危機重重的西方社會。當然他沒能成爲西方的救世主，他甚至連在國內弘揚傳統文化的夢想也沒能實現。從這種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悲劇人物，但他卻是一個悲劇式的英雄！

1、從西學轉向中學

嚴格說來，辜鴻銘是一個華僑，他祖籍雖然在福建惠安，但他祖上從康熙年間就移居馬來西亞的檳榔嶼。他的父親雖然出生於馬來西亞，但卻說一口熟練的閩南語，他的母親是葡萄牙人，說的是英語和葡萄牙語。辜鴻銘的家庭文化堪稱中西合璧。他之所以能學貫中西，跟這種家庭環境是分不開的。

10歲的時候，辜鴻銘的義父英國人布朗把他帶到英國接受英國教育。臨行，他的父親對他說：“不管你走到哪裏，你都是一箇中國人！”後來他又到德國留學。他用了14年的時間吸收西方文化，獲得了十三個博士學位，掌握了英、法、德、拉丁等九種語言。用現在的話說，他絕對是一個超級學霸。

學成之後，他回到馬來西亞，在殖民政府任職。1878年，他在新加坡偶遇馬建忠。馬建忠也是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的《馬氏文通》特別有名。兩位大學者一見如故，兩人一邊飲酒，一邊暢談，一談就是三天。交談中，馬建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彩闡述，深深地吸引了辜鴻銘，令他着迷，令他神往。

（馬建忠像）

在這之前，辜鴻銘所接觸的中國文化，基本上來自於他的父親。現在他有機會聆聽一位國學淵博的大學者講述中國文化的精髓，彷彿一個迷途的人找到了家園，實際上，從此以後，他就把中國傳統文化，引爲自己的精神故園。他懷着一顆朝聖的心，迫不及待地來到中國，他要惡補自己知識體系中缺乏的一環，也是他生命裏最重要的部分——中國傳統文化。

2、受貴人點化，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日益精進

辜鴻銘來到中國，到處遊歷，終於遇到了識才的伯樂——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張之洞把他請來做幕僚，把他待爲上賓。辜鴻銘當然也不負重託，給張之洞做了很多事情。在一次張之洞的生日宴會上，辜鴻銘認識了當時的大儒沈曾植。席間，張之洞向辜鴻銘引薦沈曾植：“沈公乃當今大儒，真正的泰山北斗，他的學問當今無人能及。”辜鴻銘並沒有在意，只象徵性地寒暄了幾句。

（張之洞雕像）

之後，辜鴻銘就跟其他幾位朋友高談闊論去了。但辜鴻銘發現這位沈公卻一直沉默不語。辜鴻銘忍不住問道：“沈公爲何一直沉默？”沈曾植說：“你所講的，我都懂，但我要說的話，你須讀二十年書，才能懂。”

這話對辜鴻銘很有刺激性，因爲辜鴻銘可是一肚子學問。但是辜鴻銘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中國傳統文化是自己的短板，沈曾植所言並非誇張。於是他向張之洞討主意，張之洞就幫助、點撥他，使對國學的研究日益精進。

辜鴻銘苦讀二十年，精研國學典籍。當他再次見到沈曾植的時候，就叫人把張之洞的藏書都搬出來。沈曾植不知就裏，就問辜鴻銘這是爲何。辜鴻銘說：“請問老前輩，這些書，那一本是您能背而我不能背的，那一本是你懂，我不懂的？”

沈曾植笑了：“你已經修成正果，而且學通中西。我老了，挑起中國文化的重擔，非你莫屬。”沈公對辜鴻銘的評價，應該說是最中肯的。

（沈曾植雕像）

3、極力維護他所鍾愛的傳統文化

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再也找不到一個像辜鴻銘一樣對傳統文化如此熱愛，如此癡迷的人。他盛讚中國的文化精神，盛讚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他讚美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特徵的文化。他讚美中國人的人格範式，認爲中國的理想人格也具有前述四大特徵，並認爲這種人格範式是傳統文化浸潤的結果。他用詩一樣的語言讚美中國男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和中國女人“神聖的、奇特的溫柔”。

辜鴻銘做了張之洞二十年的幕僚，他當然屬於清朝的官員，張之洞死後不久，就爆發了辛亥革命，辜鴻銘下崗了。他只好躲進租界，做起了寓公。

蔡元培當北大校長的時候，學術上講究兼容幷蓄，於是就請辜鴻銘當教授，主講英國文學。其實辜鴻銘的專長是國學，當然他的英國文學，國內也無人能比。辜鴻銘進北大的時候，已經是1917年，辛亥革命都好幾年了，但辜鴻銘還穿着長袍馬褂，腦袋後面拖着個辮子。這樣的裝束，即使在那個時代，也已經是怪怪的了。但是人們只看到了他的怪，卻不懂得他的情懷，他是因爲深愛着中國的傳統文化，才這樣裝扮的啊。

（辜鴻銘像）

辛亥革命後不久，就爆發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推崇民主和科學，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其實辜鴻銘比新文化運動的任何一個領袖人物都更瞭解西方文化。在我們崇拜西方文化的時候，西方卻危機重重，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嚴復和林紓無疑是兩位介紹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一次，辜鴻銘跟這兩位同赴宴會，他並不認識兩位。喝到高興時，辜鴻銘又發起名士脾氣：“假如我掌握了生殺大權，必殺兩人以謝天下！”

同桌有好奇的，就問他要殺哪兩個。辜鴻銘回答說：“就是嚴又陵和林琴南。”

林紓說：“假如這兩人開罪閣下，還望閣下念在同鄉的面上，寬恕一二。”

辜鴻銘卻說：“嚴又陵翻譯《天演論》，推崇物競天擇，讓國人只知物競，不講公理，纔有今天的兵連禍結，生靈塗炭。林琴南翻譯《茶花女》，讓一幫小青年，只講戀愛，不懂禮教。此二人不除，天下斷無安寧之日！”

辜鴻銘這麼說自有他的道理，物競天擇換句話說就是叢林法則，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哲學的最好體現。至於茶花女所宣揚的自由戀愛，也應該受到道德的約束。這體現的還是他的的文化情懷。

胡適作爲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倡導白話文，倡導文學革命。而辜鴻銘是傳統文化的堅定捍衛者，兩人同在北大任教職，自然是一對冤家。

辜鴻銘經常說：“胡適之，那個懂點美國‘通俗英語’的人，居然能當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以粗俗鄙陋的‘留學生英語’，叫嚷什麼‘文學革命’，這個胡適簡直瞎胡鬧！也難怪，他怕是與高雅古典的英文，從不曾行過見面禮呢！……連希臘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臉在大學講壇上大侃西方哲學，這個胡適博士簡直把學生當猴耍！”

辜鴻銘對胡適的嘲笑雖然不免有些刻薄，但比較一下他們的西學功底，胡適還真是差得太遠。當然辜鴻銘這麼奚落胡適，從根本上說仍然是在維護傳統文化。

順便說一句，當時的新派把中國的貧苦窮落後歸咎於傳統文化，現在來看是顛倒了因果。事實上不是傳統文化使國家落後了，而是國家落後了才無力保護我們的傳統文化。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強大起來，我們大張旗鼓地弘揚傳統文化，就是一個明證。

3、野心勃勃地要用中國的文化去拯救西方

在新派人物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的時候，辜鴻銘早就發現了西方文化的危機。其實他從西學轉向東學，也可以說正是因爲他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和西方文化的弊端。果不其然，1914年到1918年，西方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然你可以說一戰是西方各種社會矛盾作用的結果，但也是西方文化的自然演繹。

辜鴻銘認爲，中國的儒學是拯救西方的一劑良藥，儒家推崇的仁義道德，可以拯救西方無底線競爭所產生的冷酷和毀滅。

（辜鴻銘像）

辜鴻銘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在國內他不僅要極力維護傳統文化，他還要到西方做歐美的救世主。他不斷髮表文章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他還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創作了《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來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他的著作在西方引起強烈反響，一度產生了“辜鴻銘熱”。

但是辜鴻銘有些“不自量力”，中國文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嫁接到西方，他的拯救西方的雄心壯志註定要落空。但他卻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西方人瞭解到另一種文化，讓一部分智者看到了一絲希望。

辜鴻銘是一部大書，這樣一篇小文如何能夠寫盡他！世人往往只看到他古怪的一面，頂多看到他博學的一面，卻少有人知道他的熱腸，少有人知道他的深情和摯愛。他一生都在不遺餘力地研究、捍衛、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他是一個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很多人偏偏把他看成一個頑固守舊的人。他不幸生在了傳統文化遭受暴風驟雨打擊的時代，他和傳統文化所共有的的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全都被湮沒在各種思潮的喧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