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僧人一般都是以慈悲爲懷的出家人形象行走於世的。但實際上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中，卻還有一個特殊的團體，那就是僧兵。他們雖然平時也待在佛寺喝茶唸經，灑掃庭除，但是當國家發生動亂，需要人去平定的時候，他們也會義不容辭地上前線去和敵人廝殺，護衛一方家國安寧。

在我們國家漫長的歷史當中，就有很多次的著名戰役是由僧兵佔主導並且是取得重大勝利的，因此，僧兵也佔有重要的地位，爲此，還衍生出了專門培育僧兵的機構或佛寺，這個機構在中國至今都有着響噹噹的名氣，那就是少林寺。不僅是中國，日本和朝鮮在歷史上也曾有過僧兵，並且也參與過歷次農民起義，各個派系之間的鬥爭此起彼伏，左右着很長一段時間的日本政局。

僧兵在中國經歷了很長的發展歷史，其產生於北魏，到了唐朝時期就有少林寺的著名十三棍救唐王驚險壯闊的義舉，但是僧兵發展得最爲繁盛的時期是在明朝時期。那麼僧兵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在唐朝有開放的社會環境和奉行佛教的政策加持的大背景下，爲何僧兵沒有在唐朝發展起來，反而是在百年後的明朝才突然變得迅猛，在這兩種變化的背後，僧兵又經歷了什麼呢？明朝的僧兵又取得過怎樣的戰績呢？這些問題我們接下來會進行一一探討。

首先來了解一下何爲僧兵？

僧兵，簡言之就是習武且帶有武裝的僧侶集團，這裏面有一種是民間自行組織的僧侶武裝，主要起護衛本寺院的職責，或者爲鄰近的家鄉聲張正義的僧人。還有一種是受到官方的正式承認，在必要的時候爲朝廷而出戰的僧人。但這兩種僧侶集團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首先要滿足是僧人的前提條件，再者是具備一定的武裝力量，只要滿足以上兩點，皆可稱之爲僧兵。

最早有史書明確記載僧人掌握武裝力量的歷史事件是《魏書·釋老志》，載曰“太平真君六年，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可見這次北魏皇帝對此事是動了大怒，纔會氣到親自前往平定這場動亂。

而這次動亂的原因也簡單，北魏自建國以來，統治者一直推行“漢化政策”，本來是少數民族政權，卻一味地學習漢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雖然向漢人學習在某些程度上確實可以促進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但是在漢化的過程中卻逐漸形成了門閥政治，而這種階級之間的差異化最後也成爲摧毀北魏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爲了麻痹本國人民，從而更好地推行統治，北魏的統治者還在全國推行佛教，用國家的財政資金建立大量佛寺，也支持人們出家，對僧侶的經濟活動也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但是開展這些活動耗費了國家的大量資金，爲了彌補赤字，政府便加重了百姓的稅收。再加上本就存在的階級矛盾，不堪重負的民衆最後決定起義。

此時寺院的僧侶們瞅準了機會，打出了佛教中“脫離苦海”的旗號，在人們的思想上就首先佔領了高地，於是當時以法慶爲首的僧侶和民衆們一起，開始掀起了推翻北魏統治者的起義。這也是最早的有史料記載的起義，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了。而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北魏末年，僧兵其實已經和政治勢力產生了微妙的聯繫。

但其實早在南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很多次寺院與政府起衝突的事例。由於南北朝時期天下動亂，百姓流離失所，無處可去，而寺院往往會收留部分無家可歸之人，這些人後來就選擇了出家。而當時的寺院是不需要繳納賦稅的，所以很多人爲了減輕負擔，也紛紛出家爲僧。再加上人們生活疾苦，而佛教剛好又倡導脫離人世的苦難，早登極樂，所以佛教紛紛成爲人們心中的精神寄託和信仰，最後乾脆出家爲僧，暮鼓晨鐘。

寺院都是有土地的，而南朝時期寺院數量的激增也使得所佔有的土地面積越來越大，寺院經濟實力也在不斷增長，慢慢成爲了政府也不太敢惹的角色。例如南齊時期就有法門沙智和周盤龍以佛教爲名在安徽鳳陽發動起義的事件，雖然最後結果以起義軍失敗而告終，但也足以說明寺院已經開始通過掌握武裝而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

那麼僧兵在北魏時期發展起來之後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呢？

在北魏後，僧兵可以煽動民間起義，導致北魏末年動亂頻仍的經驗教訓被歷代王朝的統治者牢記於心，所以統治者們也開始重視僧兵的力量。當北魏王朝率軍來攻打劉宋王朝涼州的時候，涼州城內急缺壯丁應徵，所以政府就開始強行要求身強體健的僧侶參戰，這說明統治者已經開始學着去利用僧兵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了。僧侶被強行要求參戰的事件也不只發生在劉宋王朝，在南齊的時候，充州起義政府也是派僧侶前去幫助政府官兵平叛的。

到了北齊，將領高諧在奉命攻打信都的時候，因爲兵力不足，就公開招募壯士參軍，由於開出的賞金鉅額，還吸引了大批僧侶前來參軍。在唐朝時期就更不得了了，由於建國初年，邊境不穩，經常會有北方的敵人前來入侵，而僧侶由於受戒規約束必須經常習武，所以武力過人，李淵乾脆就挑選了兩千僧人入伍來充實士兵隊伍。由此可見，自南北朝以來，僧兵已經逐漸成爲國家武裝力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由於唐朝推行佛教爲國教，所以佛教的勢力大爲增強，僧侶的人數也達到了史上最高，唐朝統治者深知這一點，也在充分利用這一點，在一些重大戰役上多次動用過僧兵的力量。如唐朝後期的著名將領張義潮在遠征沙州的時候就起用了大量的僧兵，因爲沙州人們也是佛教的忠誠信仰者，在張義潮爲了他們的自由而征戰的時候，很多當地的僧人深受感召，自發組織了僧兵隊伍，和張義潮的軍隊互相配合，終於在最後擊潰了敵軍。這就足以看出僧兵在戰爭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了。

發展到五代十國，那個時期的百姓們又一次被迫面對國破家亡的境遇，儘管僧侶們長期受佛教思想的浸染，但卻也保有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忠孝節義。南唐的統治者在位時，曾賜給廬山圓通寺良田千頃，後來南唐國破，圓通寺的僧侶們感念曾經的恩惠，各個都奮起抵抗外來民族的侵略，譜寫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戰歌，只因曾受到的良田，僧侶們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宋朝也有過類似的案例，宋欽宗曾經對佛教很感興趣，多次對佛寺施加恩惠，所以宋欽被抓後，許多寺院的僧侶都紛紛起兵來對抗金兵。金人勸降，但是當時就有著名僧兵真寶的名言“吾法中有四口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可見僧侶們的忠誠正直並不輸那些平凡百姓們，甚至在一些國難當頭的時候，僧兵們還衝在最前，挺身而出。

由此可見，僧兵是自南北朝就一直出於發展的階段的。

爲何會在明朝時期取得鼎盛地位呢？

首先是明朝有專門的政策來支持僧兵的發展，那就是“鄉兵制”，那麼何爲“鄉兵制”呢？它是明朝基本的兵役制度，就是在民間組織一些正規的有隸屬的鄉兵，定期訓練，在軍令下達之後要火速奔赴戰場。這些鄉兵和正規的軍隊一起構成了明王朝的重要武裝力量。

而在這個政策下，民間的鄉兵基礎就大大充實，很多僧人也被納入了鄉兵的行列，平時訓練，隨從作戰。而僧兵中大部分是來自於五臺山中寺院、伏牛山中寺院，其中又以少林寺爲翹楚，裏面的僧兵在經過訓練之後個個都是能征善戰的優秀士兵，並且形成了一個獨立且富有凝聚力的戰鬥團體。

在“鄉兵制”的不斷推行當中，少林寺的僧兵制度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也有許多優秀的僧兵爲國家的征戰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其中就有僧兵三奇周友，據記載，他曾經在正德年間得蒙徵調，鎮守山東、陝西的布政使司，並且多次建立赫赫戰功，他還多次征討雲南，平定了多處動亂，是少林寺所有僧兵的優秀將領和榜樣。

其次是明朝政局並不穩定，屢有倭寇進犯邊境。明朝時期的倭寇在史上是最著名的，由於那時候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所以前來進犯的倭寇大多是經過長期的戰爭，有着長期作戰的經驗的，戰鬥力驚人，而明朝自立國以來一直沒有進行過大規模、長距離的作戰，所以正規軍隊作戰經驗不足，屢戰屢敗。

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明政府只好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召士兵前線作戰。而僧兵們都有着忠孝報國的熱情，紛紛響應號召前往殺敵，結果自然是武士不敵僧兵，落荒而逃，這樣一來，僧兵在全國的地位日漸上升，所以取得鼎盛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後是明朝時期佛教的盛行使得僧兵的數量擴大。在明朝，盛行的佛教是藏傳佛教，從吳宏年間，明朝廷就開始接觸藏傳佛教並且與其相關的團體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史籍也多次出現過明政府派使臣前往西藏一帶出使的記載。

到了永樂年間，聯繫更爲密切，派遣使臣的人數和次數也越來越多，並且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正德末年。由此可見明朝皇帝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在《賢者喜宴》一書中曾記載明成祖迎請藏傳佛教中的銀協巴作“哈立麻”的詔書。

而藏傳佛教受到統治者的推崇，也因此吸引了很多民間百姓皈依佛門，信仰大乘佛教，僧侶隊伍也在不斷壯大。《青溪暇筆》載曰：“遣使往天竺西藏地區，、……於是信者，晝夜念之”，由此可見百姓們對藏傳佛教的信仰程度之高，而由於僧侶人數的增加，僧兵的數量擴大也就成爲了必然。

明朝僧兵都曾做過哪些貢獻呢？

除了前面所述的三奇周友，僧兵們還多次作戰並且取得了優異的戰績。其中較爲有名的有杭州之戰，即倭寇在嘉靖年間進犯杭州，當時杭州城門緊閉，當地的僧兵就率領民衆進行了殊死抵抗，最後守住了杭州城，這也是僧兵第一次參加抗倭戰役。

除此之外還有嘉興的白沙灘之戰，倭寇在翁家港遭到重創後流竄到嘉興地區的白沙灘，而僧兵們乘勝追擊，與倭寇短兵相接，最後擊潰了倭寇，而在這場戰役中有四名僧兵不幸犧牲。在崇明之戰中，僧兵也成爲擊退倭寇的中堅力量，在經過數月的激戰之後，倭寇再聞僧兵之名已經是聞風喪膽了。

由此可見僧兵對於明朝時期的社會安定和軍事作戰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明史·史記言傳》曾載曰：“陝當賊衝，記言出私財募士，聘少林僧訓練之”，可見僧兵們已經開始參與民間訓練了。也正因爲此，才使得僧兵這個團體能夠在明朝時期發展壯大直至頂峯，這與僧兵們在明朝時期所作出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我們可以看出，歷史上，在任何國家需要的時候僧兵都沒有退縮過，反而一直是衝在最前面保家衛國。可見雖然僧人們平時接受佛學思想，可是心裏也一直長存忠孝節義的思想。他們奮勇殺敵的表現正是佛學與儒學完美融合的表現，直至明朝才取得鼎盛地位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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