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譚嗣同出生比康有爲好的太多了，三品大員巡撫之子，從小是錦衣玉食，但是目睹了民族危亡的他，還是在戊戌年的那個晚上，對勸自己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康有爲不僅僅這個作假，就連他一向得意的《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類似於當時的國學大師廖平的著作，只是他死不承認罷了，甚至在變法的時候，還異想天開地想出了請日本人來進行“中日合邦”的注意，並且直接導致了慈禧太后的不滿。

說到中國近代史，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爲。

這位出生在廣東的破落官僚家庭的書生，用自己的辦法，對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自己的嘗試。

戊戌變法，百日維新，中國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流血，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之後流亡海外，組建保皇黨，更是惹的人議論紛紛，弄得自己和自己曾經的好友離心離德，但是在康有爲的人生中，他的這些嘗試毫無例外地全部失敗了。

這當然與當時的社會形勢密不可分，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康有爲本身的性格缺陷造成這些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學者餘世存說他是“謀國不成，謀家有成”，我看來是極爲公允的。

康有爲其實蠻辜負他這個“有爲”二字的。

其實在他沒有接觸西方文化之前，他的身份其實蠻落魄的，和他後來的學生梁啓超根本就不能相比。

梁啓超從小就是神童，鄉試中舉的時候，主考官因爲欣賞他的才華，還把他的親妹妹做主嫁給了他。

我們的康先生在這方面其實就很落魄了，鄉試一直都沒能中，但是康有爲之所以如此出名，還得益於他的營銷手段，他放在現在一定是個營銷號大V，動不動就10w＋的那種。

營銷的第一步是什麼呢？賣人設。

康有爲在一開始，就給自己定了一個好人設。在民族危亡逐漸加深的時代，在歐風美雨不斷浸潤的年代，康有爲給自己定了一個人設，變法志士。

不得不說，這個人設在當時還是很喫香的，但是爲啥說康有爲這個是人設呢？

看官們看看譚嗣同和康有爲的對比就一目瞭然了。

一個是“去留肝膽兩崑崙”，一個是在日記裏營銷自己“忠君愛國”“變法不得”的悲情人設，怎麼看都感覺康有爲是個虛僞的“聖人” 。

人設立起來了，接下來就是要買通稿，造輿論了。

康有爲在和弟子梁啓超一起去京城趕考的時候，恰逢日本馬關條約，康有爲當時就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機，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怎麼都跳不過去的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這樣的事情一出來，康有爲的大名一下子響徹了全中國，他一下子有了好多頭銜，“首倡變法”“意見領袖”，再也不是當初那個籍籍無名的落魄書生了。

雖然名聲是打響了，但是在當時，人們迫切希望的是，康有爲能拿出一點實在的東西來挽救國家的危亡，但是很難過的是，康有爲這方面，確實沒有多少東西。

戊戌變法其實和康有爲沒多大關係，當時光緒帝所倚重的所謂的“軍機四章京”並沒有他，並且後世多加吹噓的“康有爲和光緒皇帝一見如故”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康有爲杜撰的。

康有爲在戊戌年確實見過光緒皇帝一次，但是操着一口廣東官話，光緒皇帝他也聽不懂，最後只能賞給了他一個六品的行走的職位，更不用說後來康有爲吹噓的什麼直接上奏之權了。

康有爲不僅僅這個作假，就連他一向得意的《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類似於當時的國學大師廖平的著作，只是他死不承認罷了，甚至在變法的時候，還異想天開地想出了請日本人來進行“中日合邦”的注意，並且直接導致了慈禧太后的不滿。

慈禧老佛爺估計想的是，雖然我做的本來就不咋地，你們這些變法的人做起事來還不如我這個老太婆明白呢。

如此種種異想天開，加上康有爲等變法派的變法改革如此激進，完全破壞了清廷當時的政治的體系。這種失敗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縱觀歷史時代來看，康有爲的政治生命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後也就真正的結束了，在自己人生之後的時間裏，康有爲只是一個守舊的符號罷了。

但是作爲商人，康有爲的之後的餘生，都和錢打起了關係。

流亡海外的時候，康有爲打着“挽救光緒皇帝”的旗號組建了保皇會，這一組織成爲他後來斂財的重要手段。

他一面大肆鼓吹“凡救駕有功者，布衣可至將相”，給那些不明國際形勢的海外華僑許下空頭支票的榮華富貴，一面實則中飽私囊，新加坡鉅富丘菽園曾經一次性交給康有爲三十萬兩白銀，懇請他交給國內的唐才常，使其起義有充足的資金。

但是康有爲私吞了整整二十七萬用來購買古董，把將士的救命錢用來中飽私囊，只分給唐才常三萬兩，從而導致起義的時候，消息走漏，被張之洞一舉剿滅。

他把自己用民族大義聚集起來的資金，“今日提東，明日提西，今日辦某店，明日辦某店”，肆無忌憚的投資，反而忘了自己本來的初心。

康有爲通過自己的朋友，瞭解到在墨西哥辦銀行很有利，就到墨西哥辦好了開辦銀行的手續，有人勸他投資地產，他就投資10萬元購買若干地塊，地塊果然漲價了，但是他的眼光也並不總是這樣的敏銳，甚至說失敗的案例還要多一點，主持建立的中華酒店、橫濱譯書局等一大批公司，因他的經營不善，很多生意最終沒落破敗。

這些失敗並不能影響分毫康有爲的晚年生活，康有爲晚年的生活非常的富裕，自從他55歲那年回國，廣東政府爲了補償他，不僅僅給他發還了被清朝政府抄沒的康氏家產，並加了許多財產，作爲對康有爲流亡15年的賠償。

康有爲拿到了這一大筆錢之後，全然忘了自己當初信誓旦旦的諾言，開始了投機倒把的把戲，也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炒地”。

廣東的地便宜的時候，他大量買入，然後在高價時拋出，同樣的把戲也在上海紛紛上演，據不完全統計，康有爲晚年一家的平均每年花費高達2萬銀元，真可謂是鐘鳴鼎食。

常常在讀到康有爲之後的生活的時候，會想到“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的那一幕。

背叛了共同理想的康有爲，好像很難在之後看到他的哪怕一點內疚。

譚嗣同出生比康有爲好的太多了，三品大員巡撫之子，從小是錦衣玉食，但是目睹了民族危亡的他，還是在戊戌年的那個晚上，對勸自己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流血從他開始了，我們的紀念也由他開始了。

至於自詡爲維新派領袖的康有爲，從始至終，只是把變法維新作爲改變自己命運的工具罷了。

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