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軸上講，漢朝開闢了中國近代以前幾乎唯一可行、可持續的中華帝國的存在模式。連帶着的，是農業、手工業、軍事戰爭和工程學方面，對於先秦時期發展成果的全面繼承和再躍升。

而唐朝……其實不僅是唐朝，司馬晉、李唐、趙宋、朱明，乃至於少數民族入關形成的清朝，都在繼承和發展着漢朝確立的先行模式。只不過，唐朝在某個時空下，是在體量和深度上做得最成功的效仿者而已。

漢朝是華夏民族從原生文明走向一個區域性、國際性強權的時代。

然而在秦剛剛統一之時，中原民族在疆域擴張中最爲關鍵的軍事方面，呈現的仍然是落後於西方世界的局面。

秦皇陵的發掘告訴我們，青銅兵器仍然遠未被鋼鐵取代：

青銅兵器不僅在平均機械性能上低於鋼鐵冷兵器，而且由於地殼礦藏蘊量中，銅元素和鐵元素的巨大差距，冶鐵手工業普及之後用鋼戟鐵甲武裝同樣一支軍隊的成本，是要顯著低於用銅矛銅甲的。某種意義上，先秦戰國的軍隊還是皮甲作防護佔據絕對主流，不是沒有道理。

而漢代蓬勃發展的官、私冶鐵業，無疑極大地改變了這一局面。除了傳統的塊鍊鐵滲碳工藝，鑄鐵薄板脫碳、炒鋼等鋼鐵冶煉工藝也迅速發展和普及。至兩漢之交，不僅實用的近戰冷兵器（除弩機和部分箭鏃外）幾乎已經全用鋼鐵製造，而且鐵甲得到了普及。

五大漢代王陵的出土銅鐵兵器一覽表。

表面上看，西漢早期的齊王墓有銅兵器近2000件，鐵兵器才350件，稍後的獅子山楚王陵，銅鐵兵器是194:124件，南方割據政權的南越王墓，銅兵器呈現1114:26件的壓倒性優勢，僅西漢中期以後的滿城漢墓、鉅野漢墓和未列入該表格的長清齊王墓，鐵兵器數量勝過銅兵器。

然而仔細看其中的器械項目，結論又完全不同了：

齊王墓的1904件銅兵器中包含箭鏃1810件，弩機72件，【實際的近戰兵器僅22件】。而同墓出土的、可確定形制的近戰鐵兵器，就達到【170多件】。

楚王墓和南越王墓也反映出完全相似的趨勢，所謂的“銅兵器”，絕大部分是箭鏃、箭桿（鋌）和青銅弩機，其中作爲消耗品大量製造、以滿足軍事需要的箭矢，直到居延漢簡所反映的西漢後期，仍然大量用青銅鑄造。換言之，早在西漢前期，漢軍主要的近戰兵器中，鐵器就已經居於主導地位，而金屬防具則幾乎全部鐵製。這和秦皇陵的出土資料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

另外：

兩年基礎兵役制度，選募材官、騎士（精銳步騎兵）制度的推行普及。

披掛較爲良好鎧甲的突擊（近戰衝鋒式）騎兵在與北方民族的戰爭中，徹底取代了戰車的地位；

遠射兵器（尤其是各種輕重弩機）的繼續改良；

軍事編組和戰術的規範化和模塊化（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簡》），形成獨特而合理的“戰陣”訓練科目；

這一切都使得漢軍和先秦軍隊的面貌相比，呈現完全不同的態勢。其整體作戰能力，無疑是大大增強了。

先秦精銳步兵，身着皮革編綴的甲冑、手持銅製武器

漢代着甲步兵，披掛鐵質鎧甲，持鋼製環首刀、弓弩或長兵器。其裝具接近《居延漢簡甲乙編》中的邊塞戍卒

當公元前111年，漢朝樓船將軍楊僕率領完成了軍事革命的精銳步卒孤軍深入，幾乎獨力進攻秦王朝的“繼業者”——趙佗家族和南征的秦軍及其軍屬建立的南越國（注：漢武帝當時數路並進，然而其他的部隊不是尚未抵達預定地點，就是像路博德率領的充炮灰的弛刑囚徒一路逃散殆盡）時，出現的情況是這樣的：

（漢武帝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

——懟翻，懟翻，奪取糧草，再懟，圍城，攻破南越國都城番禺（今廣州），追殺。

另外就是建築長城、烽燧，佈置天田、鹿角，在防禦堡壘上設置各種機關和大型機械等軍事工程學的發展。

這一切使得漢朝在幾度和蔥嶺以西政權部族發生衝突時，儘管因爲地處中原帝國能控制的極限而兵力派遣能力有限，但卻幾乎都佔據軍事上的上風。被漢軍擊敗逐退的，甚至還包括和羅馬、漢與安息一併稱道於公元1世紀末的貴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