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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百家作者小红菱，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讲阮籍的故事。

蒋济当上太尉之初，曾经与一个人发生过联系，因为这个人靠其特立独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并在司马懿其后的政权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奇特的角色，足以彰显出当时的政治情况，因此在这里小编不妨将此人带上一笔。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首，阮籍，阮嗣宗。要说阮籍先要从他的父亲说起。考察阮籍的先世情况，只有他父亲阮瑀可记，由此可知，阮籍先世绝不是什么四世三公之类的高大门第。

但这并不能说阮籍的家族就微不足道，毕竟那种情形的贵阀世家并不是比比皆是，那个时代也不可能仅仅以此判断出身的高低贵贱。那个时代通用的、基本的身份判断准则是“士农工商”，以士为最高阶层，农工次之，商人最下。而士族的判断标准则是，是否为儒学世家，士以积世文儒为贵，越是家学渊博，源远流长的，越了不起，而那些祖先做过武官，或从事过其他杂业的就算不得纯粹。此所以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在跟他的贵妃胡芳争执时，会因为胡芳的一句“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而羞愧不已。

在当时的观念看来，因为司马懿半生行伍的原因，他孙子司马炎绝不是纯粹的士族血统，这一点即使他身为帝王也改变不了，他的羞愧足可以道出门第观念在晋朝时的强盛程度。出身士族家庭，便代表了文化与政治特权的获得，独尊儒术的汉代以征辟作为提拔官员的主要形式，它征辟的对象主要就是这些士族家庭的子弟。被征辟的是士人，负责征辟的也是士人，于是文化与政治的垄断便成了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一大特色。阮籍的家族绝对就是这样一个士族家庭，而且还是一个虽一般，但很纯粹的士族家庭。一般是相对而言，但既然纯粹即为高贵，那么是否四世三公、通世大儒也就不必那么强求了。

小编这样说完全是有理由的。社会如此，时代如此，所以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当初娶的是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世称泰山羊氏的羊氏之女，羊徽瑜，而二儿子司马昭娶的则是当世大儒王朗的孙女，经学大师王肃的长女王元姬，这两家都是血统最纯正，门第最高贵，名声最高大的所谓望族，他们都需要以此来提高自己的门第声望。因此在门阀观念上绝不会逊于任何人的司马昭，对其长子司马炎的婚事也半点不会马虎。司马昭最初看好的就是阮籍的女儿，门阀观念如此重要的时代，他做出的这种选择，当然不可能只为了阮籍自身的名声和社会影响，而阮籍的名声和社会影响其实也与他高贵的出身有关。

庶族阶层以下的人即使能力再出众，行为再超出，也会被人看不起的，晋朝的张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阮籍从来没有遭到这类冷眼。阮籍出身于士族家庭已定，而他的父亲阮瑀更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社会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阮瑀这代，阮家终于出了一个名声地位都很高的大儒。阮籍的父亲阮瑀，老家在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这个人可了不起，他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佳，还精通音律，善于鼓琴，他更长于表彰文书，曾与陈琳同为曹公左右手，一度垄断了曹公所有军国章表的撰作。

关于阮瑀的出仕，有两种记载，一种说他最初被曹洪看好，曹洪曾再请他出来做记室，但是无论怎么去请，阮瑀都“志不能屈”，无奈之下，曹洪只得把这事跟曹公说了。于是曹公就召来阮瑀，对他说：“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结果阮瑀敢拒绝曹洪，不敢拒绝曹操，只好答应下来。另一种就颇有点传奇了，传说曹操征辟阮瑀，阮瑀无奈之下，只好跑到大山里躲起来，于是曹操在山上大肆纵火，终于烧得阮瑀出来见了面。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阮瑀的确名气甚高，为曹操，他也的确是被强迫出来做官的。阮籍后来也经常拒绝做官，他的拒绝比父亲阮瑀更加具有趣味性，不知道这是不是得自家传。阮瑀在阮籍三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幼年丧父的阮籍很不幸，但是他秉承了父亲的特质，在家学的熏陶下，从小就表现出了特殊的文思。阮籍八岁即能作文，且能终日弹琴长啸，似乎比其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弹琴长啸，读书作文，这是阮籍一生的爱好，但是这种事在少年时期即能够行之终日，却非仅爱好二字可表。阮籍孤傲怪僻、落落寡合的性格从小就已经形成，这自然是因为他幼年丧父，从小凄苦的经历造成的。史书把这叫做性格“恬静”，竟想一笔抹杀了他幼年所感受到的失落和压抑。幼年丧父，又正逢变乱之世的阮籍不屈于凄苦的命运，他从小好学不倦，酷爱钻研儒学典籍，并兼学音律、武技，决心以“弘道”与“军功”崛起于这个乱世，那时候他的思想是纯儒家传统的，治平天下的雄心在他年轻的身体里鼓荡如猎猎旗帜，在他蹿励激昂的诗文中如流火般发出炽热的光芒。

然而阮籍年轻时的梦想最终在曹芳时代、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激烈斗争中遭遇了破灭，阮籍终于由一个“弘道者”最终变成了个“守道者”，甚至于某种程度的“叛道者”。这反映的是一种文人的通病，却也正是残酷的现实造成的，这是阮籍的不幸，却也是时代的不幸。然而，这似乎却又是阮籍的大幸，时代的大幸，一个追求心灵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潮由此而生。阮籍其实是在年轻时就表现出了他性格的双重性，他一方面尊崇儒家道德，希望有所作为，有所追求，但他另一方面又沾染了世家子弟轻荡放纵的作风，尤好弦歌游乐，当这种双重性格不得不在现实的夹缝中生存时，它自然会转向消极的一面，发展为最放浪不羁的象征。

阮籍在三十岁之前，虽然没有出仕，但他对“王业”无疑还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三十岁前可说是为了理想和声望打基础的时期。他本身的才华在那时就已经非常引人注目，而且因为他是阮瑀的儿子，有他父亲打下的名望基础，同时因为得其他家族中人的提携，所以阮籍此时已作为社会名人开始频频出现在许多场合。阮籍在十六七岁时曾跟随叔父阮熙，去拜访过大名鼎鼎的王根，这是关于他早期社会活动的唯一记载，据说阮籍去了后终日不发一言，以至于使王昶对他“自以为不可测”。终日不发一言，当然难以测度，但王昶是当世高人，他的测度未必非要通过言辞，他通过对人的举止、气质、神态等也能够对人判断得八九不离十，因此他的“不可测”便是真正的“不可测”，这就是说阮籍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

阮籍由这一品题获得的名声可想而知，这还是他在少年时期啊，三十岁时候的他会是什么样呢？似乎是更加深不可测了。阮籍后来就是挟着他这种声威来到洛阳的，他的到来受到了士人们热烈的欢迎，使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在洛阳打开了一个局面。阮籍是仰慕于夏侯玄、何晏等的名声，希望到洛阳历练一番，寻找同道，施展抱负的，但是结果很失望。他与明帝样，很快就发现了这些人的华而不实，并由此预感到这些人并不是能够与他一起兴旺国家、弘扬儒道的人。

不久以后，曹爽、何晏等把持了朝政，他们骄奢淫逸，结党营私，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得乌烟瘴气，这种种状况使阮籍看得越发不满，他的满腔希望因此化为了一盆冷水。阮籍有心要离开洛阳了，然而就在这时，新任太尉蒋济却给阮籍发来封邀请函，要征召他到太尉府担任属员。阮籍在洛阳的交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家对他的评议是“才俊而淑悦，为志高”，这个评议难免要传到蒋济耳中。刚好有充实府中人才，装潢门面需要的蒋济立刻动了心，于是他赶紧去征询了属掾王默的意见。王也是一个名士，他立刻对阮籍的名声才能做了确认，蒋济因此随即发出了征召指令。

蒋济的征召真不是时候！这时候的阮籍怎会听命？阮籍接到邀请之后，亲自来到洛阳城外的都亭向蒋济转呈了一篇《奏记》，以此相拒。但是阮籍亲自来到都亭的举动使蒋济误会了，他以为阮籍是答应他了。然而，阮籍竟没有来，蒋济很快就从前去迎接的人的口中知道阮籍把《奏记》交到以后，就扬长而去，蒋济勃然而怒，立刻就责问了王默。王默很害怕，于是他急忙写信去劝说阮籍，不但是他，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跟着来劝，大概都指责阮籍不知好歹，不知利害，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最终，阮籍为了朋友亲人屈服了，很勉强地出来接受了蒋济的任命，但是仅过了几天，他却又再次托病辞去。蒋济的面子给了，亲友们也可以交代了，他的事也就完了。这是阮籍第一次出仕，这一次的出仕说明阮籍从一开始就对仕途不怎么热衷，他一面喜好自由的生活，一面必须将入仕与理想联系在一起。后人评价阮籍的这第一次入仕时说，阮籍是因为蒋济隶属于司马懿集团，他是不想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才推脱的。

小编却觉得，其实这个时候的曹爽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劣迹，这个时候的魏国还并没有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这个时候司马氏集团与曹爽集团基本还处于平衡状态。这个时期很多高明的政治家都还没有对局势达到那种洞察，后人恐怕是对阮籍过分溢美了，阮籍的离开不是因为蒋济，他也不是为了避开所谓的政治斗争，他此时的拒绝只是因为讨厌洛阳的风气，因为觉察到曹爽等人不足以共事。阮籍不肯为了出仕而出仕。

阮籍注定是无法施展抱负了，他的思想观念不允许他站到司马懿那边。但是阮籍如他父亲一样，到底也不是一个强项的人，他们都具有某种很明显的妥协性，所以高平陵政变之后的阮籍，最终还是不得不游戏于司马氏政权之中。阮籍来来去去，游戏人生，其行为足可称为魏国后期政治的晴雨表，但是这一点想必已不需要小编多来重复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喜欢的可以关注小编，有什么想法的，也可以给小编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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