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早年就認識江青？

傳說江青的母親李欒氏曾給康生家當過傭人，就在那時，康生認識了江青。

江青的母親是否給康生家當過傭人無從考證。即使當過，那也是江青五六歲的時候。1972年夏天，江青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剋夫人談話時（當時我在場）說：“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我父親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親，母親忍無可忍，一氣之下帶着我離開了家門。”“我母親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學。”“諸城縣一個有一妻幾妾的姓孫的地主收留了我們倆。不久，母親又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歲的時候，我就試着走夜路去找我母親。”

假如有人認爲這個“破落地主”就是康生家的話，康生是1898年出生，江青是1914年出生，康生比江青大16歲，康當時是二十一二歲的風華正茂的小夥子，怎麼會對一個五六歲的傭人家的小女孩產生好感呢？

康生和江青

1937年7月（有的說8月），江青從上海去延安。康生作爲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王明的副手，與王明、陳雲一起於1937年12月（有的說是11月29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與毛澤東相識了。作家王凡、東平在《徐明清與江青關係的事實真相》一文（《黨史博覽》2007年第3期）中說：“經過兩個多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最終得以解決，她本人也於1937年11月進入抗大學習。在抗大學習期間，江青和毛澤東有了頻繁接觸。她經常以向毛澤東請教問題爲由，到毛澤東住的窯洞來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脛而走。”這可以說明，康生並未從中牽線。

江青與康生的政治和個人聯繫，是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纔開始的。在這之前，江與康是否認識，沒有充分的證據，不得而知。

康生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歷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發動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康生對江青的情況肯定了解，知道他們是山東同鄉，更明白江青與毛主席的關係，所以對江青的進步是很關心的。1938年7月1日，中央黨校召開建黨17週年紀念大會，康生當主席，張聞天作報告，晚上演京劇《打漁殺家》。當時，康生是黨校校長，江青是黨校學生。康生動員江青演主角蕭桂英，他自己還指揮樂隊打小鼓。這出戏演出很成功，江青表演得很好。自此，江青在延安的名聲就更大了。有人說：“那時江青很漂亮，不但會演電影，還會演京戲。”

康生和江青

兩人互相關心，互相支持、配合

江青與康生的關係，以我的所見所聞，覺得從總的來說是比較好的。

黨的九大期間，江青急欲進政治局，康生爲她的這一願望是盡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如願當上政治局委員以後，康生高興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釣魚臺10號樓，熱情地表示祝賀。幾天後，康生又給江青寫了“風華正茂”四個剛勁有力的大字。（康生的字寫得很好，能左右開弓。他會刻章，會畫畫，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筆者注）康生還請人裱糊好，裝進漂亮的鏡框裏，親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鄭重地遞到江青手裏。江青看到這個條幅，如獲至寶，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謝。她說：“感謝康老對我的關心、肯定和鼓勵。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師。”康生聽了以後，高興地說：“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學生。”康生走了以後，江青吩咐我們將康生寫的這個條幅掛在大廳的正面南牆上。

江青的牙齒不好，有一次牙齦發炎，康生知道後，熱情而耐心地建議江青使用竹鹽水漱口。江青同意後，康生又把江青的廚師程汝明同志叫去，親自教程師傅如何做竹鹽水。康生說：“用新鮮的竹子，把大粒的海鹽灌到竹筒裏，再把竹筒放進烤箱裏烤。這樣連竹子裏面的內膜都炭化了，鹽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這水漱口，漱幾天以後，牙齦炎就好了。”江青遵囑認認真真地做了。還真的管用，幾天以後，牙病好了。

爲了感謝康生的關心、幫助與鼓勵，江青把康生請到她的攝影室，給康生照標準像，並放大16寸，親自送給他。康生經常咳嗽，江青爲了保護他的脖頸和喉嚨不受涼，親自送他一條她自己設計的獺皮圍脖。

康生由於精神上受刺激過大，用腦過度，吸菸過量等原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精神和體質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飯不想，也很少睡覺。曾有幾天，拒絕喫東西、喝水，總怕有人下毒。江青爲了使康生喫東西，恢復體力，延長壽命，就叫程師傅做了幾樣好喫的小點心，親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牀前勸他喫。她當着康生的面先喫了一小塊點心，並說：“好喫好喫。”康生見江青喫了，也跟着喫了。江青高興地笑了。爲了使康生高興，江青前後幾次給康生送去鮮花，表示問候。有一天，江青親自開着紅旗車給康生送鮮花。由於是初學開車，駕駛技術太差，當開到釣魚臺8號樓東邊的小橋時，差一點開進湖裏去，坐在副駕駛室的司機小劉看到情況危險，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盤給扳正了。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江青則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誇獎說，康老有功勞，康老立了一功……

江青對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對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稱呼上。江青稱呼康生，無論當面還是背後，或者是文字稱呼，我從未聽到和看到她稱“康生”，總是稱“康老”。

二是在態度上。江青在我們工作人員面前從未講過康生的壞話。有時不高興了，實在忍不住了，想跟我們說說她內心的話，話剛露頭，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後經常講陳伯達的壞話，說陳伯達“不修邊幅、窩囊”，“他說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這樣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級壓死人”。還說“我跟他（陳伯達）吵過架，還在他面前摔過杯子”。有一次，她還在我面前發泄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不滿。她說：“我跟陳伯達吵架時，張春橋、姚文元一聲不吭，不堅持原則，我叫他們二位作檢討。”（他倆還真寫了檢討，並親自送到江青手裏，才作罷--筆者注）可那天吵架時，康生也沒有發言，江青卻沒有追究什麼。

三是在看電影上。江青喜歡看電影是出了名的。在釣魚臺17號樓放映室裏存放了上百部影片，這些影片如果沒有江青的批准誰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請康生陪看電影，他如有特殊情況不去看，江青對康生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江青通知張春橋、姚文元看電影，他們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會不高興甚至表示不滿，有時還會拿他們是問。

康生的態度爲何急轉直下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康生對江青的態度，在我看來明顯起了變化。他對江青的不滿意既有說辭，又有表現。以前，康生經常到江青的住處去看江青，有事說事，無事問候。以後，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請康生到17號樓陪她看電影，康生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是不會不去的。以後再請，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並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以前，康生對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堅強支持者和依靠者。從來沒有聽到過康生對江青有什麼不好的說法，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節，毛主席送給江青5個粘玉米，當時，江青送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各一個，於是康生對此借題發揮。有一天，他對他的祕書黃宗漢說：“5個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那5個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鬥爭中不要迷失方向，頭腦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對江青的看法有了變化，我的這種分析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這個人很聰明，也很敏感，她會領悟到主席送給她5個玉米的含義的。”（1999年3月21日，黃宗漢告訴我的--筆者注）

有一天，江青看望康生並回到她的住處以後，不知道爲什麼不高興了，拉長臉說：“我以前多麼關心他呀！我還送過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時候就織過毛衣，我給主席織過毛衣，還給康老織過毛衣，可是現在他……”當時我們不知道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們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好多都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當衆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夥的策劃，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誣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毛主席當即告誡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12月23日，周總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毛主席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重要職務。

康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老謀深算，又十分熟悉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看到毛主席對江青一再進行嚴厲批評，就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想急忙與她劃清界線，拉開距離。他拒絕江青的探望，即使見了面也不給她好臉色。重病纏身的康生，於1974年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之前，趕緊向周總理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接着他又託人給毛主席帶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

當然，江青也是一個政治很敏感的人，康生對她的態度發生的巨大變化，她覺察到了，也十分不滿，但這種不滿大多數時候沒有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