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也就是祭祀与打仗，这两样事情都是要钱的，尤其打仗那是既要钱，又要人还得有粮食。

古人的兵员，粮食，钱财来自哪儿呢？只有农业。

农业几乎是古代产生直接收益的唯一生产方式，古人打仗用的兵员，打仗用的粮食钱财几乎都是来自农业，认识到这件事的本质后，商鞅才提出来重农抑制商业的策略，导致后来秦国的强大。

重农有好几个好处，首先利于户籍的管理。

当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就需要定居下来，不能做流民游民，一旦定居这户人家有多少人，有多少壮劳力，有多少人可以吃粮当兵就可以进行统计了。

当年萧何随从刘邦进入咸阳后，没有像其他将领一样欣赏秦都咸阳的繁华，或者去找富贵人家的小姐喝花酒，他跑去了秦朝丞相御史的府上，把秦朝的所有户籍制度，各种文书都搬回刘邦霸上大营。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这件事太重要了，这等于掌握了秦朝的大数据，后来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萧何掌握的这些大数据，帮上了大忙：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 戹塞，户口多少，彊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重农抑商的一个弊端是百姓都很穷。

农业的一个特征是周期很长，农业的周期是以年来计算的，古代产量低下，一家人种地，如果不遇上天灾，大约能勉强糊口，如果遇上天灾，大约就要卖儿卖女度过灾年了。

因为灾年也有给朝廷纳粮，天灾也要给地主老爷交地租，但是地里却颗粒无收。

百姓长期在贫困线下生活，这种制度是以商鞅为首的法家故意为之，他们需要百姓穷困。

官家的官仓里堆满金银，百姓只要饿不死就行。

只有百姓穷困他们才会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在秦朝，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立军功。

商鞅变法时制定了详细的军功奖惩制度。

为了推行这套制度，为了让百姓相信朝廷说话算话，商鞅在都城南门立了根杆子，张贴告示晓瑜百姓，谁能把杆子从南门扛到北门就奖励10金，围观的人很多，没人去抗那根杆子，百姓不信钱这么好赚吗。

看到没人抗杆子，商鞅把赏格升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壮汉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把杆子扛走，很多百姓跟着大汉，看看朝廷是否说话算话。

当壮汉把杆子立到指定地点时，如约拿到了五十金。

然后商鞅顺势公布了军功奖惩制度，很多百姓踊跃报名参加大秦军队，军力大增。

民勇於公战。

因为穷老百姓思想单纯都很淳朴，因为淳朴他们相信朝廷的承诺，因为淳朴他们上战场相信一分努力换一分军功，会勇于公战。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 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 以赏战民，则轻死。

这是法家的思想。

商人和农民不同，商人各处游走，掌握各种消息，哪里有奇货可居他们就去那里，没有国家观念。

商人的钱周转周期很短，赚钱比农民容易太多了，他们不会为了五十金而去傻呵呵的抗杆子。

即使看到有人把杆子扛走，他们都会质疑一下，这不会是商鞅找人干的吧。

商人不穷，就不会为了军功而去入伍，毕竟战场上是要死人的，拿命换钱他们不为也。

商人做生意需要四处走，低买高卖赚的是信息差的钱，他们不会定居下来，也就不能统一管理。

商人其实干的就是资源分配的活儿，顺带赚钱。

比如他们把楚国的优质大米运到鲁国，把赵国的高粱运到秦国酿造高粱酒，把鲁国新出的孔子注解的《春秋》带回楚国，通过调配资源获得收益，这本应该是帝国要干的事情，怎么能让商人独享呢？

古代工业不发达，只有农业这一枝独秀，如果商业太发达，商人们等于和帝国朝廷在抢生意。

所以必须不能让商人商业蓬勃发展，必须抑制。

帝国重农抑商制度下，朝廷掌握了最大量的财富，掌握了这些财富的分配权力，因为掌握财富资源的分配权，百姓才会俯首帖耳万人一心如臂指，帝王的意志就是整个帝国的意志。

重农抑商这个政策，让以帝国制度为主的古代中国稳固发展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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