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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不是個人利益的發展,而是百姓的發展。如果通過迫害百姓來獲得你的利益,那結局只要一個,就是激起民憤,讓百姓拿起自己的武器反抗。其實萬曆二十九年六月,蘇州人民殺織造官孫隆惡役六人,孫隆逃往杭州。這是諸多民變中組織程度最高的。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明神宗時年已20歲,於是親掌國政,但他寵信宦官,寵愛鄭貴妃,深居後宮,不理朝政。他生活上日益腐敗,且好色貪財,從萬曆二十四年起,他開始派出大批的親信宦官,分赴全國各地充當礦鹽稅使,肆意搜刮老百姓的財富。
當時著名的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蘇州城,自然也是在劫難逃。遇到一個不辨是非,只知飲酒作樂,沉迷美色的皇帝是百姓受苦的開始。當時的蘇州,西城是商業區,店鋪林立,十分繁華;東城是絲織業集中的地區,設有許多的工場,每日均有數以千計的手工業者聚集於這裏,他們有的有固定工作,有的則每天早晨聚集在橋頭,等待僱主的臨時僱傭。城市的繁華更加引發了稅使的貪婪。萬曆二十九年,秉承神宗的旨意,蘇杭織造太監孫隆來到蘇州徵收賦稅,從此開始了對蘇州人民的搜刮、勒索。同時也爲蘇州民變埋下了種子。
原來當時的稅制規定,徵稅的對象只限於從事販運的商人,但稅署的吏卒和當地的棍痞勾結,他們要求機戶每張織機交三錢稅銀,新織的繒帛,要在每匹納銀三分之後,才允許出售。又分別在水陸樞紐設置關卡,向過往的商旅濫徵賦稅。甚至於只雞束菜皆不能免稅,致使商販數目日漸減少,機戶則被迫歇業關門,許多機工因而失業,貧民無以爲生,竟有餓殍者。又加上這年蘇州發生水災,農業歉收,百姓失業,往日繁華的蘇州城竟是一片淒涼。一首當時流傳的民謠是這樣唱的:四月水殺麥,五月水殺禾,茫茫阡陌殫爲河。殺禾殺麥猶自可,更有稅官來殺我。
可想而知,跟天災比起來,這些打着徵稅名義來掠奪百姓的人更爲可怕。六月三日,靠以織繒爲生的葛成,不甘餓死,被無以爲生的織工推爲領袖,發動民變。葛成首先聚衆在織工和機戶經常集會的玄妙觀內誓神,要求大家聽其指揮,視其手中芭蕉扇所指。參加者分爲六隊,每隊由一小隊長手搖芭蕉扇爲號,走在前面擔任指揮,後面的人手持棍棒隨之而行。鬥爭矛頭直指孫隆及其爪牙。見民變隊伍逼近衙署,孫隆趕緊連夜逃往杭州躲藏起來。但民變隊伍紀律嚴明,既不動刀槍,也不搶掠財物,甚至也不反對官府,只是對地痞稅使加以打擊,迫使官府拘捕地痞湯莘以平民憤。
這次民變共持續了三天。第四天由於地痞稅官或死或逃,或被拘捕,民變者於是便貼出榜文,聲稱:危害百姓之稅使既已清除,事情已定,百姓就應各安生理,不得藉口爲亂。第五天,道府下令對領導民變的人進行追查,葛成挺身而出,說:倡義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株連平民,株連則必生亂。可以看出,葛成是一個有自我擔當的人,並且具有一定的領袖氣質。葛成於是便被捕入獄。他先是被判處死刑,後又因遇到特赦被釋放出來。因感念葛成捨己爲人的精神,蘇州人將他的名字改爲葛賢,在他死後,又將他葬在風景優美的虎丘山畔。
後來被蘇州人稱爲葛將軍、義士,迄今香火不絕。所以說,只要你真心爲百姓考慮,爲人正義,百姓就會永遠感恩於你。第二年五月,蘇州又一次發生了民變。當時的稅務已改由太監劉成掌管,由於地方官採取了逮捕懲治首惡,解散餘黨的措施,這次民變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了。蘇州的織工暴動,反映了出現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這是一次城市市民的鬥爭,它預示着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正在逐步孕育和發展起來。除此之外,因礦監稅使而造成的民變還有臨清民變、湖廣民變、武昌民變、遼東民變等,遼東甚至還發生了兵變。
萬曆時期各地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和兵變,參加階層廣泛,有商人、作坊主、手工業者、小商販,也有生員、鄉官,乃至部分宗室成員和地方官員,還有士兵和軍官。有些民變是由商人、作坊主、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爲主發起的。這種情況表明,當時商品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已開始給明代政治生活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其實,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國家發展的基礎離不開人民羣衆,迫害百姓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基礎,那結果可想而知。所以如果一個國家要穩固發展,就要以百姓利益爲前提,得到百姓的擁護,這樣才能真正的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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