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著名政論家、《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在回顧辛亥革命的歷史後指出:“辛亥革命差不多是靠文章把清廷顛覆。”(《胡政之文集》下冊第1118頁)在這場用文章打倒清王朝的思想意識形態戰爭中,浙籍知識分子的貢獻舉足輕重,但影響最大的無疑要推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親杭縣(今杭州市餘杭區)人。少年時代即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曾說過“明亡於滿清,不如亡於李白成”之類驚世駭俗的言論。1900年,他正式剪辮易服,從學者轉變爲職業革命家。他學術造詣深厚,熟悉中國歷史典故,又深受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等大儒的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他從黃宗羲(字太沖)與顧炎武兩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組合而成“太炎”二字作爲自己的別號,並行於世。


章太炎的論著以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爲基礎,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爲立論依據,從歷史的、種族的角度論述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文辭典雅、筆鋒犀利,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1902年春,章太炎流亡日本,與中國民主革命領袖孫中山訂交。夏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末代皇帝崇幀的忌日,爲了藉此宣傳反清革命思想,章太炎與秦力山等在日本東京發起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章太炎起草的大會宣言,號召中國留日學生努力奮鬥,推翻清朝。


當時,保皇派首領康有爲、梁啓超也在日本辦報著書,鼓吹君主立憲,詆譭革命,在留日學生中還有一定的影響力。康有爲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聲稱革命將導致“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動亂一百年而不得安定,數萬萬人將因此失去生命云云,以此嚇唬談革命者。針對康有爲的恐嚇,章人炎於1903年5月發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逐條駁斥康有爲的論調,公開斥責光緒皇帝是“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指出立憲之難遠遠超過革命,革命是補瀉兼備的良藥,“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文章旁證博引、筆鋒犀利,成爲辛亥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鄒容的《革命軍》小冊子成稿後,請章太炎潤色。《革命軍》肯定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完全獨立、強大、自由、平等的中華共和國。章太炎讀後,認爲要喚醒四萬萬民衆,就需要這樣的“雷霆之聲”,欣然爲該書作序,稱讚它是“義師先聲”。惱羞成怒的清王朝爲此製造“蘇報案”,逮捕章太炎、鄒容,分別判處三年、二年監禁。1905年4月,鄒容死於獄中。章太炎的《駁康有爲論革命書》與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是辛亥革命史上影響最大的反清革命宣傳著作。


1906年6月,章太炎刑滿出獄,被革命黨人迎接到東京,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當時《民報》正在和保皇派的喉舌《新民叢報》進行大論戰。論戰的中心議題是要不要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實行民亨共和、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章太炎揮筆上陣,先後發表《俱分進化論》《革命之道德》《軍人貴賤論》《國家論》《革命軍約法問答》《代議然否論》《討滿洲檄》《中華民國解》《定復仇之是非》等一系列文章和時評,以鮮明的立場、淵博的知識,與問盟會其他宣傳家一道抨擊保皇派的謬論,將其駁斥得體無完膚。


在反清革命宣傳中,雖然也有個別人存在大漢族主義的瑕疵,但總體基調是健康的。即以歷來被人認爲漢民族主義思想濃厚的章太炎來說,他也在《致留日滿洲學生書》中鄭重聲明:“所謂民族革命者,本欲復我主權,勿令他人攘奪耳!非欲屠夷滿族,使無孑遺,欲效昔日楊州十日之爲也,亦非欲奴視滿人不與齊民齒敘也。……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爲,選舉之權,一切平等,優遊共和政體之中,其樂何似!我漢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無屠殺人種族之心,又無橫分階級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諸人,既皆等視,何獨薄遇滿人哉?”(《章太炎書信集》,第292頁)


這就明確宣告:在推翻滿族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以後,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同漢族一道共同生活在共和民主政體之下,享有同等的權利,一切平等。這種思想認識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基本上沒有發生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際屢見不鮮的民族大屠殺的悲劇,以最小的流血犧牲建立起了共和制度,與革命黨人對民族主義有正確的理解與宣傳是有很大關係的。


“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這是晚情思想家蔣智由的兩句詩。在革命黨人強大宣傳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人民相信,中國一切不幸的禍根都在這個腐朽而賣國的清朝政府身上,要救國必須推翻清王朝,這已經成爲朝野上下普遍的信念。辛亥革命的槍聲一響,已經完全失去人心的清王朝頃刻間土崩瓦解。


中華民國成立後,章太炎在致友人書中對自己的革命宣傳曾有如下的自我評價:“當庚辛擾攘以來,言革命者有二途:軟弱者與君主立憲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謬談。弟《駁康有爲書》一出,始歸純粹。因是入獄,出後至東京,歡迎者六千人。後作《民報》,天下聞風,而良吏宿儒,亦駸駸趨向矣。”弟“首正大義,截斷衆流”,“鼓吹之功.必賢於(孫)中山遠矣”(《東方雜誌》第33期第1號,193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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