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极矛盾显然消失不见,而诸侯与子孙的冲突原本不复存在,但推恩令的施行让侯国有了权力滋生的突然,成为新的发展极。推恩令最重要的是激化了诸侯王与新分封侯国的群体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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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国力强盛,边境虽有少数民族侵袭,但形式如蚍蜉撼树对政权造不成丝毫影响。在汉武帝眼中,最大的问题是分封制度下产生的藩王。他们手中握有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他们存在一刻,汉武帝便如坐针毡。此时,推恩令的颁布竟完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达到了分化、削弱封地势力的作用,甚至有人称其为千年历史中最大的阳谋。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推恩令的出现到底是汉武帝的壮举还是历史的必然?今天我们从冲突理论角度出发来看看真正的推恩令的无解之处。
群体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带来革命、政治变迁或社会变迁。而这其中,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
放眼封建时期,皇帝虽然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有决策权,但具体实施者是臣子。这在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两个社会群体,一是决策者,二是行为实施者。
决策者自命真命天子,掌有生杀大权,对于臣子而言虽是主上,也是威胁。行为实施者亦然,由于对权力存在渴望,对命运的掌控存在幻想,臣子乱政现象频发,宦官、佞臣时时有之。也就是说君王与臣子对于权力的争夺必然会带来变迁。
汉朝初建时,秉承“上阵父子兵”的美好愿景保留了分封制。愿景美好,但却忽略了群体之间矛盾的存在。
君王对藩王的掌控力量极其薄弱,而藩王对权力掌控欲望越来越强,封地面积越来越大,竟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而就在此时,汉武帝当值,主父偃出现,推恩令得以颁行。
从冲突存在必然性的角度考虑,推恩令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汉天子与诸侯间的冲突
如果汉武帝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群体不平等关系会被其他现象打破,推恩令则不会出现。但实际上,汉武帝却是一个心有宏图的君王。
文景两帝时,封地权力的扩大问题则成为政务首要,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汉武帝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对问题。
“七王之乱”的景象仍历历在目,藩王对权力的掌控欲望,已经超过了汉朝对其掌控程度,面对各个封地不可能对权力进行收回,而汉武帝面对积攒下来的问题并没有高祖刘邦的勇气,不可能通过武力一一征服。
虽有鸿鹄之志,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汉天子的冲突面悄然形成。
分封制度下,诸侯王最初仅享有封地和一部分的经济政治权力。但是历史的演变之下,总有一些能力出众者跃跃欲试,企图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自己的封地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
诸侯王从军事权力着手,逐步渗透到政治权力及封地面积,而土地方面的不合理兼并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藩王社会群体”对“王权群体”已然构成威胁。前文说过,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带来革命、政治变迁或社会变迁,就是针对该群体而言。
推恩令的对于分封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去除了嫡长子的因素。在分封制度下,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而其他孩子并没有权力继承家业。推恩令新规定将诸侯的封地同时分给所有儿子,儿子在将其封地分给孙子。
层层分封之下,权力的掌控规模被削弱,土地占领和经济的把控被削弱。说到此处,很多人会考虑家族凝聚力的因素,实际上完全不必担心。在推恩令制度之下,新分封的侯国不再归属于原诸侯国,而是归所属郡进行管理。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臣子斗智斗勇不止是皇帝的乐趣所在,更是皇帝的本职工作。帝王权术就是让文臣沉默,让武将制衡。
“天子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推恩令“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削弱了藩王全力,就是客观上对武将的制衡状态,对加强中央集权贡献突出。将藩王的封地划分给子子孙孙,合理转移了帝王与藩王群体间的矛盾。
对于汉天子,问题显然得以解决。但是对于诸侯王矛盾却没有消失,只是此时诸侯王的矛头指向了子孙。
诸侯与自己子孙的冲突
“分而食之”起到的效果仅仅是将土地和权力划分,实质性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推恩令最重要的是激化了诸侯王与新分封侯国的群体矛盾。在原有分封制度下,嫡长子与庶子的待遇乃天壤之别,庶子几乎完全享受不到老爹的优势,其间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
在推恩令颁布之后,庶子分封为侯国,这在权力的掌控上自然得到了优势。对于皇帝心存感激的同时,更是对于父亲与嫡长子的仇恨,子孙的冲突面形成。
虽然有仇恨心理,但是还要受其管制的情况下,这种仇恨无济于事,而推恩令将其所属划分给郡着实下了一剂猛药。除此之外,主父偃提出“左官、附益、阿党之法”。
左官就是私自仕于诸侯,附益就是为诸侯谋权谋势,阿党就是包庇诸侯王罪行。这都是重罪,通过这种形式,不仅增强了侯国的独立性,更切断了二者的往来关系。使诸侯王在分封属地内不能纳入新的人才,同时失去了子孙的支持,对于二个群体的矛盾有极强的激化效果,这也是千古阳谋推恩令的无解之处。
推恩令的影响
从冲突理论角度考量,君王的权力被增强,诸侯国方面单方削弱,原有的君王与诸侯国的冲突被淡化。两极矛盾显然消失不见,而诸侯与子孙的冲突原本不复存在,但推恩令的施行让侯国有了权力滋生的突然,成为新的发展极。
由于自私心理,对权力的渴望让子孙受到分配权时,被激发的仇恨破坏了“氏族”凝聚力。家族财产的高度集中被打破,贵族群体灭亡。从理论角度出发,新的群体矛盾由此产生。
如果说推恩令单单是削弱了诸侯权力,只加强了中央集权则大错特错。诸侯层面权力的削弱,朝廷的百官安全性大大提高,对于心理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增强就是其最直接影响。
诸侯王对地方失去了管控能力在于人才和赋税两个方面。对于人才,中央可以直接接管任免,精英人才不再独属诸侯王,对于王权的巩固有重要影响。
推恩令实施后三年的版图
对于侯国的税收方面,这部分税收收入不再归属诸侯国,几乎都入缴国库,中央税收与日俱增。而土地方面,土地兼并问题大幅度缓解,百姓生存和发展有了可以依靠的土壤。换句话说,国富民强就是由推恩令开始。
推恩令是汉武帝削弱藩王权力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武器,但这武器同时伤到了自己。诸侯王权力过大危害不再赘述,但是其正面效果也不可否认。
外族的侵袭在汉朝相对普遍,边境战火频燃,而诸侯王对抵御外敌方面有突出贡献。在分封制度之下,诸侯王对中央政权有威胁不假,但同姓也使汉朝凝聚力相对较强。对于外戚,权臣方面的崛起制约有重要影响。在推恩令制度下,“王莽篡汉”才成为可能。
推恩令引发的思考
从群体角度考量,汉武帝在推恩令实施下是最大的赢家,对社会的掌控权增强的同时,保持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
“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汉武帝作为最高权力掌控者岂能容忍第二极的出现?最大的输家就是诸侯王,因为在他们的权力欲望背后隐藏着懦弱。“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缓和了与君王间的矛盾,让推恩令的实施成为可能。
诸侯上有天子,下有庶子,一面防止天子发威,一面防止庶子发家,这让无形中增长的庶子群体在此次博弈之中收获颇丰啊!
汉朝有推恩令生长的特殊土壤——诸侯王权力集中。从秦朝开始,分封制的影响便已经显现,但刘邦自信对天下的掌控,为子孙留下了祸患。
文景两帝对于这件事煞费苦心都没有得到解决。汉朝时的诸侯王犹如国中国一般,军事,政治,经济,人事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后世诸侯王再未曾有过如此之大的权力,及时是吴三桂之类的藩王也不可与其相比。
结语
推恩令只有汉朝出现过,之后就在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只是社会上的阶层矛盾以其他方式进行了缓释。比如说朝代更迭,比如说各种改革都是缓释方式。推恩令破坏了原有的两极矛盾,新增如侯国群体,实际上是对社会的结构造成了破坏。如果没有推恩令,未来的战争或政治演变也有可能发生。从冲突理论出发,推恩令的施行是时代的产物,对于当时是最佳的选择,而对于后世则犹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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