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变法和秦孝公改革之前，秦国是如何增强自身实力的？

摘要：相较于中原诸侯而言，秦的建设和发展较为迟缓，秦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亦与东方国家存有不同之处。而与穆公同时的中原国家，已极少见人殉，然秦却迟至战国时才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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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地位初微，商王太戊“使御”；西周初期，秦人祖先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于秦地，因姓嬴，号曰嬴秦；周宣王时，非子之孙秦仲始列为大夫；周王室东迁，“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至此秦方得列为诸侯。

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并未将秦国视为蛮夷，彼此之间仍以诸侯之礼相交。不过周平王许诺的封地要迟至文公时，秦国才因成功驱逐西戎，真正控制了岐山以西之地，国势转强。

相较于中原诸侯而言，秦的建设和发展较为迟缓，秦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亦与东方国家存有不同之处。由于秦与戎狄杂处，感染游牧民族习俗，民风尚武、剽悍。如《管子》叙述秦地民风曰：“其民贪戾，罔而好事。”；张仪亦云：“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由孟贲之与怯夫也。”可见秦人强悍之民风。

秦地戎俗颇重，主要生计仍以农牧为主，他们尤善养马。然而，秦沾染戎狄之俗并非独例，如楚国立国之初与江汉蛮夷杂居，风俗习惯和价值观都受其影响，春秋时期楚王熊通自诩“我蛮夷也”；又如齐国太公初封之际，“因其俗，简其礼”，吸收东夷文化以治国。

故秦师戎之长，并非特例，所以在春秋时期，秦并未被东方国家视为戎狄而轻之。秦吸收西戎文化，仍存有以夏变夷的自我意识。

《史记?秦本纪》云：“（秦穆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今戎夷无此……‘”

由秦穆公之言可知，秦国亦自视为“中国”，以区别于西戎之外。秦穆公雄才大略，注意招徕贤才，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人为谋臣，修明内政，奖励生产，训练军队，国力得到发展，秦强盛的基础此时已建立，但因受到晋的阻拦，未能东进，转而向西发展，终成为雄踞西方的大国。

秦穆公统治期间，秦的农业生产已经不逊于中原地区。穆公十二年，晋国因为灾荒向秦借粮，秦向晋输粟，史称“泛舟之役”，显示出秦粮食储备之充足。可见，农业已取代畜牧业，成为秦的主要经济来源。

秦穆公之后，秦国君主多半不求上进，国势日衰。战国初年，从躁公到献公的五六十年间，秦国贵族势力大增，欺凌公室，大庶长专权，国势更虚，国君废立渐落入庶长手中；自怀公至献公短短三十多年间，换了六个国君，可见秦国政局之混乱。

国家内忧之际，外患又侵逼，尤以魏国为烈。魏国在文侯变法图强之下，国势强盛，外交上联赵韩，屡次侵秦，夺取秦国土地甚多。秦献公于是改革，力挽颓势。他的改革主要政策有四：

“止从死”，废除人殉制度。穆公死时用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包括子车氏的三名良臣，即奄息、仲行、针虎。而与穆公同时的中原国家，已极少见人殉，然秦却迟至战国时才废除。废人殉制度，是秦改革陋习的进步政策之一，同时也是对秦国贵族特权的一种限制。

“迁都栎阳”，自雍迁都栎阳，目的主在国防考量。秦孝公求贤令中说明秦献公此举目的在于“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此乃因魏夺取秦土甚多，献公有收复失土之心；同时将栎阳、蓝田等地设为县，以加强集权与巩固边防。

“初行为市”，取消“工商食官”制度下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明令允许在国都内进行商业活动。

“为户籍相伍”，相伍编制属于军事性质的组织，目的在利于征兵。打散国野的区分，将人民编入国家户籍，既提升了人民地位，也加强了国家控制。

秦献公改革的结果虽有成效，但恢复穆公之业却未能如愿。秦孝公即位之后，中原地区形成六大强国并立的局面。秦当时的状况是“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中原诸侯已经改变春秋时期对秦国的观感，普遍以“夷翟”敌视之。如朱己对魏安厘王所言：“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又如苏秦对楚威王所言：“夫秦，虎狼之国也……天下之仇雠也。”

春秋时期诸侯视楚为蛮夷，是因楚主张武力兼并；战国中期后，诸侯又视秦为夷翟，而不见斥楚为蛮夷者，因当时兼并野心最巨者为秦，楚与东方国家已联盟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