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世纪“东国”的具体范围主要包括毛野、常陆、总、信浓、相模、武藏、甲斐、骏河八个地域。从和铜元年出羽建郡至陆奥与出羽之间通道的打通,经过了近30年的经略,终于使“东国”成为律令制国家征夷事业上最可靠的力量。

公元3世纪,日本九州北部诞生了部落联盟“邪马台国”。在“邪马台国”正处于古代国家形成的萌芽期的时候,西日本与畿内各地域的政治势力也在逐渐成长。
4世纪末至5世纪初,从畿内地区兴起的“大和国”经过不断地扩张和战争,将西日本各地变为自己的隶属领域,形成了以畿内为中心的中央政权。
至7世纪的推古天皇时期以后,随着“官司制”的出现,最终实现了古代国家的形成。
与西日本不同,东日本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一直比较迟缓。至7世纪时,日本列岛东北地方的北部还未纳入“大和国”的领域范围之内,东北地方的南部也尚未被“大和国”完全掌控,当时“大和国”的统治范围以铃鹿关与不破关为界,大致从关东地方、北陆地方至九州岛北部。
7世纪“东国”的具体范围主要包括毛野、常陆、总、信浓、相模、武藏、甲斐、骏河八个地域。“东国”恰好位于大和国尚未完全统治的地域,显示出了很强的独立性。
天智天皇即位以后,同百济结盟并与大唐、新罗联军交战-白村江之战,结果以惨败告终。
“壬申之乱”后,东国首次自愿归附大王,畿内政权对东国的统治终于稳定下来。
“东国”边境开拓
从大化二年“改新之昭”的颁布,到大宝元年《大宝律令》的施行,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后,逐渐确立了律令制国家。
为了强化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将全国划分为畿内与七道: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下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
大化改新之前,“东国”主要指在大和王权看来位于东边的地域。律令制国家确立以后,日本版图迅速扩大,人们对“东国”所指地理范围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在古代日本的东北地区,居住着一些不属于律令制国家管辖的居民,史籍中称这些居民为“虾夷”。为了开拓东方的边境,在靠近东北地区的“东国”设置“城”、“栅”,逐渐建立起一个征服虾夷的基地。
和铜元年(708年),越后国新设出羽郡,作为统治虾夷的一个据点。但很快激起了虾夷人的抵抗。于是征发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上野、越前、越中等“东国”士兵,令诸国运送兵器到出羽栅,令越前、越中、越后、佐渡四国运送船只100艘到出羽栅,以镇压虾夷的叛乱。
为了加强对虾夷地区的管制,和铜五年(712年),将出羽郡改为出羽国,并将陆奥国的最上、置赐两郡划分给出羽国。
从和铜元年出羽建郡至陆奥与出羽之间通道的打通,经过了近30年的经略,终于使“东国”成为律令制国家征夷事业上最可靠的力量。10世纪以后,“东北”具有独立性质的政治权力的消亡正是通过“东国”势力的渗透所实现的。
“东国”武士的叛乱
嘉祥元年(848年),上总的浮囚发生叛乱。至承和(834—847年)末年时,武藏国“盗贼充阡”。贞观三年(861年),武藏国出现了“凶猾成党,群盗满山”的形势,不得不“每郡置检非违使一人”。
此后,为了镇压“东国”的“群盗”,又陆续在上总、下总、上野等国设立检非违使。至延喜年间(901-922年),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的国司、郡司还被特别许可拥有武装。
9世纪末期,“东国”各地爆发的反律令制国家的骚乱更加活跃、更加广泛。为此,朝廷不得不在“东国”通往畿内地区的关口相模足柄阪与上野碓冰阪设置两道关口。
结果导致了“东国”的信浓、上野、甲斐、武藏等地受“僦马党”的害更为严重。
在动乱中,新兴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9世纪中期起,强大的庄官为了镇压庄民叛乱,对抗国司与扩大庄园,逐渐组织起以自己的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
在藤原氏垄断政权下,一些被赐姓后降为臣籍的皇亲也来到地方当国司。宽平元年(889年),桓武天皇的三世孙高望王被赐姓平朝臣,充任上总“介”,并定居于上总。后来,高望的子孙在上总、下总、常陆各国扩充实力。
天庆二年(939年),平高望之孙平将门起兵对抗朝廷,宣布常陆、武藏、安房、相模等八国独立,自称“新皇”,仿照京都朝廷设文武百官。
虽然平将门在“东国”建立的独立政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其影响极为深远。此后“东国”的豪族或者在名义上服从朝廷的同时,又确保对东国的实际统治;或者效仿平将门反抗朝廷自立,如“平忠常之乱”、“前九年之役”与“后三年之役”等。
由于当时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于是新兴的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在镇压“东国”的叛乱中,对“东国”的实际控制权也逐渐得到中央的承认。伴随着院政政治的出现,中央政权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源氏与平氏借此逐渐介入中央政权。
日本进入了通过军事手段决定政权归属的“武者之世”,并且“武者"从支持中央政权最终转变到直接另立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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