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及其他事業家

皇帝：秦始皇，漢武帝，東漢光武帝，魏武帝、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閔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聖祖，清世宗，高宗附。

春秋戰國以前的政治不統屬於一尊，頗難以一傳包括，縱使能夠，也不是君主所能代表，況且當時沒有皇帝？漢高祖雖然創立數百年基礎，而政治上的規模完全還是秦始皇這一套，沒有專做一傳的價值。漢武帝卻不同，確是另一個新時代。秦始皇是混一中國舊有民族的人，他是合併域外民族，開拓荒遠土地的人。到了他那時代，中華民族，漲到空前的最高潮，實在值得做一篇傳，東漢光武帝在皇帝中最稀奇，簡直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魏武帝、宋武帝是混爭時代的略有建樹者；北魏孝文帝、北周孝閔帝是五胡同化於中國的促成者；唐太宗是擴張中華民族威力的努力者。惟獨宋代沒有特色的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只有庸德，無甚光彩。元太祖是蒙古民族的怪傑，他伸巨掌橫亙歐亞二洲，開世界空前絕後的局面。明太祖恢復中國，清聖祖等開拓蒙回藏。這些皇帝都可以代表一個時代。

實際的政治家：周公，子產，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司馬光合。張居正，曾國藩、胡林翼合。李鴻章，孫文，蔡鍔。

周公雖有許多事蹟，卻不全真，有待考證。但割棄疑僞部分，專取真實部分也可以夠做一篇傳。《尚書》裏有《大誥》《洛誥》《多士》《多方》是周公的遺政，《詩經》也有些，《儀禮》《周禮》向來認做周公制定的，其實不然。周代開國的規模還可以從《左傳》《國語》得着些。近來王國維著《殷周制度論》，從甲骨文和東周制度推定某種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也可供我們取裁。所以周公的傳還可以做，凡殷周以前政治上的設施都可歸併成一篇。

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而《管子》這書所載的政治有許多和《左傳》不同。但那種貴族政治又不能不有專篇敘述，我說與其找管仲做代表，不如找子產更好。因爲子產本身的事蹟，《左傳》敘的很明白詳細；他雖然是小國的政治領袖，而和各大小國都有很深的關係，又是當時國際間的外交中心人物，所以我們很可以借他的傳來敘述春秋時代的貴族政治。

從貴族政治到君主專制的政治是中國的一大改變，最初打破貴族政治創造君主專制的是商鞅。所以商鞅很值得做傳。本來，要說君主專制政治的成功，還屬李斯，似乎應該替李斯做傳，但李斯的政策是跟商鞅走的，時代又和秦始皇相同，所以可把他的事業分給那二篇傳。

漢朝真寒儉，沒有一個政治家。宰相以下不曾見一個有政治思想或政治事業的人，蕭何、曹參都只配做李斯的長班，好在有二個偉大的皇帝，尤其是光武帝的穩健政治，簡直沒有別的皇帝可以比配得上。

兩晉、南北朝、隋、唐也沒有政治家，王猛可以算一個，而他的政治生命太短，又不能做當時政治的中心。

大概有偉大的皇帝就沒有出色的臣下。譬如房玄齡、杜如晦總算有點設施，卻被唐太宗的光芒蓋住，不能做時代的中心，唐朝一代的政治本來很糟，姚崇、宋璟、裴度、李德裕都算不了什麼，宋朝卻剛好相反，皇帝不行，臣下卻有很鮮明的兩個政黨，兩黨的領袖就是王安石、司馬光，所以我們替王安石、司馬光做合傳，足以包括宋朝的政治。

明代有種特點，思想家只有一王守仁，事業家只有一明太祖，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清代前半，有皇帝，無名臣，道光以後，有大臣，無英主。曾國藩打平內亂，李鴻章迭主外交，都可以代表一部分政治。

民國的醞釀，成立，紛亂，沒有幾次和孫文無關係。現在孫文雖死，而他所組織的國民黨仍舊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近代政治可以歸納在《孫文傳》內。中間有一部分和他無關，可以做《蔡鍔傳》來包括。但蔡鍔做時代中心的時期太短，不十分夠。

上面講的都是關係全局的政治或事業家。此外有些雖不是拿全局活動而後來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的，如鄭成功、張煌言。

二人支持晚明殘局，抵抗外來民族，和後來的辛亥革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替他們做合傳包括明清之間的民族競爭。

羣衆政治運動的領袖：陳東、張溥合。

東漢黨錮是羣衆政治運動的嚆矢，但很難舉出代表來，可以放在《陳東張溥合傳》前頭。陳東代表宋朝，張溥代表明朝，足以表現數千年羣衆的政治運動。

民族向外發展的領袖：張騫、班超合。王玄策、鄭和合。

張、班、王都是通西域的，鄭和是下南洋的，關係民族發展甚大。後來無數華僑繁殖國外。東西文化交換無阻，西北拓地數十萬方里，都是受他們的賜。此外，如衛青、霍去病、史萬歲、李靖的戰功本來也值得做傳，不過衛、霍可入《漢武帝傳》，史、李可入《唐太宗傳》，無須另做。

文學家及其他藝術家

最古的文學家應推《詩三百篇》的作者，但我們竟不能找出一個作者的姓名來。戰國作《離騷》等篇的屈原，確乎是有名的第一個文學家，但他的事蹟不多，真實的尤少。我們爲方便起見，不能不勉強的做篇《屈原傳》以歸納上古文學。

文學家

戰國：屈原。

漢賦：司馬相如。

三國五言詩：曹植，建安餘六子附。

六朝五言詩：陶潛，謝靈運附。

六朝駢文律詩：庾信，徐陵附。

唐詩：李白，杜甫，高適，王維附。

唐新體詩：白居易。

晚唐近體詩：李商隱，溫庭筠。

五代詞：南唐後主。

北宋詩、文、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附。

北宋詞：柳永，秦觀，周邦彥。

北宋女文學家：李清照。

南宋詞：辛棄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實甫、高則誠、湯顯祖合。

元明清小說：施耐庵，曹雪芹。

這不過把某種文學到了最高潮的那個人列出表來。做傳的時候能不能代表那種文學的全部，尚不可知。臨時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這個目錄。

藝術家

藝術家很重要，但很難做傳。因爲文學家遺留了著作或文集可以供給我們的資料，藝術家的作品常常散亡，不能供給我們以資料。這是一層。某種藝術的最高潮固然容易找出，但最高潮的那個人未必就能代表那種藝術。這是二層。藝術的派別最繁雜，非對

於各種藝術都有很深的研究便不能分析得清楚。這是三層。因此，有許多藝術家幾乎不能做傳，能夠做傳的也不能獨佔一專傳以代表一種藝術。到了這裏，普通的史家差不多不敢動手，一人的專傳差不多不合體裁。大約要對於藝術很擅長的人，把各個藝術家的作品、事蹟，研究得很清楚，以科學的史家的眼光，文學家的手腕，挑剔幾十個出色的藝術家，依其類別，做兩篇合傳，纔可以把藝術界的歷史描寫明白。這樣，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作者非內行不可。

上面講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三大類都是挑剔幾十個第一流人物來做傳，此外還有許多第二流的。經學家、史學家、理學家、科學家、文學家、醫學家、繪畫家、雕刻家和工藝的創作者，因其不十分偉大的緣故，不能專佔一傳；因其派別不統屬於任何人的緣故，不能附入某傳：專傳之技術，至此幾窮。但我們不妨採用紀傳史的儒林傳、文苑傳、方技傳的體裁，蒐羅同類的人合成一傳，以補專傳的缺憾。

像這樣，以幾十篇專傳做主，輔以幾十篇合傳，去改造鄭樵的《通志》，或做成《中國百傑傳》，可以比別的體裁都較好。但做得不精嚴時，也許比《通志》還糟。這個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着，本來想把專傳的做法拈出幾個原則來講，卻很不容易。現在倒回來，先講我多年想做的幾篇傳如何做法，然後也許可以抽出原則來。那幾篇傳的目錄如下：

《孔子傳》。

《玄奘傳》。

《王安石傳》，司馬光附。

《蘇軾傳》。

《王守仁傳》。

《清聖祖傳》。

這幾篇的做法各有特點，講出來很可給大家以一個榜樣。現在依照次序，先講《孔子專傳》的做法：

甲《孔子傳》的做法

孔子是中國文化唯一的代表，應有極詳極真的傳，這是不用說的。但我們要做《孔子專傳》，比做甚麼都難。歐洲方面，有法人Renau做了一本《耶穌基督傳》，竟使歐洲思想界發生極大影響而糾正了許多謬誤的思想。中國現在極需要這樣一篇《孔子傳》，也可以發生同樣效果。

許多人的傳，很難於找資料；《孔子傳》卻嫌資料太多，哪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點，便有許多神話附在他身上。中國人物沒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話也特別的多。

做《孔子傳》的頭一步是別擇資料。資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屬於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學說，屬於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嚴格的別擇，因爲都有神話，都有僞跡。

孔子一身所經的歷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記·孔子世家》，不過細細看來，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問。另外，《孔子家語》全記孔子，但是魏晉間僞書。其中採取漢以前的書不少，似乎雖是僞書，不無可取。不過孔子死後不數年便已有種種神話，所以漢以前的書已採神話當實事。若認真替孔子做傳，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語》都不可靠。所以關於孔子行的方面的資料的別擇很難。

採取資料的原則，與其貪多而失真，不如極謹嚴，真可信纔信，無處不用懷疑的態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錄》，把關於孔子的神話和僞跡都一一的剔開，只保留真實可靠的數十事。雖然未免太謹嚴，或致遺漏真跡，但我們應當如此。只要眼光銳利，真跡被屏的一定少，僞跡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採取資料，專以《論語》爲標準，《左傳》《孟子》有關於孔子的話也相當的擇用。這種態度大體很對。但一方面嫌他的範圍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寬了。怎麼說他太窄呢？因爲《論語》以記言爲主，很少記事，就是《鄉黨》篇多記了點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經過。像崔述那樣，專靠《論語》，不採他書，實在太缺乏資料了。這種地方，本來也很困難，放寬點範圍便會闖亂子，所以崔述寧可縮小範圍。譬如《論語》以外，兩部《禮記》也記了孔子許多事，到底哪一種可採，哪一種不可採，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論語》做標準，看見和《論語》相同或不背謬的便採用，否則完全不要。這樣，不免有些真事沒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書關於孔子的話是否可以和《論語》一樣看待，還是問題。孔子死後百餘年而孟子生，又數十年而荀子生。論理，孟子、荀子，同是當時大師，同是孔子後學，二人相隔年代並不遠，所說的話應該同樣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輕《荀子》，《洙泗考信錄》取《孟》而棄《荀》，未免主觀太重罷。即使以《論語》爲標準，也應該同等的看待《論語》以外的書如《孟子》《荀子》《禮記》等，纔不致有範圍太狹窄的毛病。

爲什麼說崔述採取資料的範圍太寬呢？譬如他以《論語》爲主，而《論語》本身便已有許多地方不可輕信。他自己亦說過《論語》後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對於五篇以外諸篇和《左傳》《孟子》等書常常用自己的意見採取，凡說孔子好的都不放棄，也未免有危險。固然有許多故意誣衊孔子的話應該排斥，但也有許多故意恭維孔子誇張孔子的話，常常因爲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萬確，這種，我們應該很鄭重的別擇。若有了一種成見，以爲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決不致那樣，某書說他那樣，所以某書不足信，這就是範圍太寬的毛病。

現在舉三個例，證明有許多資料不可靠。譬如《論語》說：“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從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這回事。其實公山不狃，不過一個縣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軍閥。孔子那時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賊，哪裏會丟了現任司法總長不做，去跟縣令造反，還說甚麼“吾其爲東周？”又如《論語·陽貨篇》說：“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趙襄子是孔子死後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夠欲往？又如《論語·季氏篇》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子路問於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時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衛返魯時事，如何會同時仕於季氏？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來的。可見我們別擇資料應該極端慎重，與其豐富，不如簡潔。

但是別擇以後，真的要了，僞的如何處置呢？難道只圖傳文的乾淨，不要的便丟開不管嗎？如果丟開不管，最少有二種惡果：一、可以使貪多務博的人又撿起我們不要的資料當做寶貝；二、可以使相傳的神話漸漸湮沒，因而缺少一種可以考見當時社會心理或狀態的資料。所以我以爲做完《孔子傳》以後，應當另做《附錄》。《附錄》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資料，只把神話分成若干類，每類各舉若干例，列個目錄，推究他的來歷。這樣，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測造神話者的心理，追尋當時社會的心理。

許多神話的一種是戰國政客造的。那些縱橫遊說之士全爲自己個人權利地位着想，朝秦暮楚，無所不至。孟子時代已有那種風氣，後來更甚。他們因爲自己的行爲不足以見信於世，想借一個古人做擋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們行爲相同的故事來。如《漢書·儒林傳》說“孔子奸七十餘君”。《論語》說“公山不狃召”“佛肸召”都是這類。這對

於孔子的人格和幾千年的人心都很有關係。從來替孔子辯護的人枉費了不少的心思，勉強去解釋；攻擊孔子的人集矢到這點，說孔子很卑鄙；其實哪裏有這回事呢？完全是縱橫家弄的把戲。

孔子神話的另一種是法家造出來的。法家刻薄寡恩，閉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對，所以造出孔子殺少正卯一類的故事來。《孔子世家》說：“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語》說，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亡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飭”。其實孔子攝相是夾谷會齊時做定公的賓相，並不是後人所謂宰相，並沒有殺大夫的權限。況且孔子殺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殺華士，子產殺史何，完全一樣：這種故事，不是法家拿來做擋箭牌，預備別人攻擊他們刻薄時，說一聲“太公子產孔子都已如此”，還是什麼呢？

從戰國末年到漢代，許多學者不做身心修養的工夫，專做些很瑣屑的訓詁考證，要想一般人看重他們這派學問，不能不借重孔子。於是又有一種神話出現，這已是第三種了。他們因爲《論語》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話，就造出許多孔子博學的故事。後來有一種荒謬的觀念，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全因誤信孔子神話的緣故。譬如《國語》說，“吳伐越，墮會稽，獲骨馬，節專車，”本不足怪，也許那時發現了古代獸骨，但孔子決不會知道是甚麼骨，因爲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卻說孔子知道是防風氏的骨，當大禹大會諸侯於會稽時，防風氏後至，大禹把他殺了。另外還有一部書說，孔子和顏回登泰山遠望閶門，比賽眼力；顏回看了半天，才認清那裏有一個人；孔子卻一看就知道那人還騎了馬；二人下山，顏回精神萎靡，頭髮頓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卻沒有什麼。這一大段絕對非科學的話，也絕對非孔子的學風，自然是後來一般以博爲貴的人所造的謠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諸如此類，尚不止只有這三例，我們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張，做《孔子傳》，在正文以外，應作《附錄》或《考異》，《考異》還不很對，以《附錄》爲最合宜。我們把上面這類神話蒐集起來，分部研究，辨別他從何產生，說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進傳裏，那就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