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這種局勢，爲確保日本利益線的安全，山縣主張充實陸海軍力量，同時邀請英、德等與朝鮮中立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在東洋共同利益的範圍內聯合行動”，並預言，大概需要二十年時間才能讓朝鮮“獨立”。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嚮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戰略論》，山縣認爲，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是對“主權線”和“利益線”的制定和保護。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認爲，海洋國家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以貿易爲中心的商業活動，領土擴大並不是其生存的基本。

日本作爲一個傍海而生的島國，在近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雖也大力發展海上力量來抵禦外敵，推進通商貿易活動來富國安民，但在其意識深處卻始終蘊藏着向大陸發展、成爲世界帝國的觀念，這一觀念隨着日本國力的增強，漸趨上升爲基本國策，對日本的對外行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家建設的核心就是要富國強兵，但這一國策不僅僅只是爲了抵抗外侵、保護日本獨立，對於剛剛打開國門認識世界的日本來說，在傳統神國思想的影響下，它更有“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勃勃野心。

這一野心使得日本後來確立了吞併朝鮮、征服中國，稱霸東亞乃至世界的“大陸政策”。

明治政府想要拓展大陸，其實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思想淵源的。

日本的神國觀念。

日本的神國觀念起源於上古時代的神話傳說，主要體現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對日本國家起源的描述之中。

神國觀念的基本思想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陽神）的國家，因而是世界萬國的本源，是最優秀的，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的權威高於一切，反抗“皇統”則是逆天行事，爲天威所不容。

這一觀念成爲後世許多思想的根本來源。

豐臣秀吉的“大日本”構想。

早在追隨織田信長進行統一日本的戰爭之時，豐臣秀吉便對織田信長說：

16世紀末，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全國後，他的“大日本”構想不僅要先佔朝鮮、再徵中國，還要入侵臺灣、東南亞及印度，試圖建立一個取代中國以日本爲中心的“華夷秩序”。

在這種意圖的指導下，豐臣秀吉兩次派兵入侵朝鮮，雖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其要將日本的勢力範圍擴充到亞洲大陸的構想，卻在日本歷代統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德川時代的“統治宇內”思想。

德川幕府時期，思想家佐藤信淵在他的《宇內混同祕策》著作中，提出了征服支那、統一萬國的“海外雄飛” 論。佐藤認爲，

他認爲，日本要稱霸世界，必先吞併中國，而要吞併中國則首先要征服滿蒙，“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

佐藤從地緣的角度比較完整地闡述了日本“統一萬國”的操作方略，他的思想也成爲後來日本推行大陸擴張戰略的藍本。

此時期的日本，國內“擴張大陸”思想濃重，但多是以標榜自己制度優秀，意欲廣施海外，散播“皇國之威名”，說白了，其實就是自我陶醉。真正對日本政府起到重要影響的是山縣有朋的“兩線論”。

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嚮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戰略論》，山縣認爲，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是對“主權線”和“利益線”的制定和保護。

所謂“主權線”是指日本的領土，“利益線”則指與日本本土的安危緊密相關的近鄰區域。爲了確保主權線的安全，山縣強調：

有關“利益線”的定義，山縣說得很模糊。在當時，對日本的外交政策來講，山縣認爲日本“利益線”的關鍵點在朝鮮，朝鮮作爲陸權和海權的分水嶺，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其實早在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對朝鮮就有了明確的認識和態度，把維持朝鮮的“獨立”看作是日本生存獨立的關鍵。

山縣有朋此時特別宣揚“朝鮮之爲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因爲此時俄國正在着手籌建西伯利亞鐵路，這一建設一旦完成將直接威脅朝鮮的獨立，成爲懸在日本對馬羣島（與朝鮮半島大約只有50公里的距離）主權線上的一把利劍。

對於這一可預見的未來，山縣分析指出：

而對於這一階段中國的變化，山縣認爲這些年中國政府急於擴增軍備、造艦船，與歐洲強國“訂立”盟約，使得不久之後的東洋局勢必將錯綜複雜，屆時，日本將很難保持一個和平地位。

面對這種局勢，爲確保日本利益線的安全，山縣主張充實陸海軍力量，同時邀請英、德等與朝鮮中立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在東洋共同利益的範圍內聯合行動”，並預言，大概需要二十年時間才能讓朝鮮“獨立”。

山縣的意見書明確了遏制俄國陸權擴張，並保證邊緣地帶穩定的戰略部署。 當他的意見被日本內閣採納後，山縣將以“利益線論”爲核心的大陸政策定爲國策。

這標誌着近代以來，日本思想家意識中的向大陸擴張領土的地緣政治觀念，最終上升爲日本的國家意志，併成爲日本的對外戰略被不斷實踐。

從這個時期開始，到日俄戰爭（1904年）爆發的十幾年時間裏，日本的對外政策一直以山縣有朋的“利益線”——確保朝鮮爲中心，並且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就完成了日本確保“利益線”的目標。

日本不僅獲得了對朝鮮的支配權，而且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佔領了臺灣和周邊島嶼，勢力直指進中國的福建省。至此日本已經成爲帝國主義國家。

1900年日本借鎮壓義和團運動之機，擴大在中國大陸的利權，日本陸相桂太郎判斷：參加鎮壓義和團的聯合行動，將是日本將來掌握東洋霸權的開端。

由於俄國也同樣懷着趁機侵佔中國領土的野心，對此，山縣指出，當前日本還未與俄國協商“經營”北方的策略，不如先經營南方，等待時機在與俄國協商經營北方之事：

在這個戰略思想指導下，山縣正式提出了日本實行的“北守南進”政策。該政策的具體實施是日本出兵廈門，但因遭到英、美、德三國的抗議，最終迫使日本打消了佔領廈門的念頭，在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南進”政策也不得不暫時取消。

日俄戰爭勝利之後，日本的勢力侵入“滿蒙”，開始了“滿洲經營體制”的構建，日本向中國大陸入侵的思想愈加狂熱。這樣的認識使得日本更加迫切地要在中國不斷擴大勢力範圍。

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成立，田中在施政演說中着力強調中國問題對日本帝國的重要性，進一步推進了日本對外侵略政策的展開。

雖然對於田中奏摺的真僞，中日兩國一直存有爭論，但從日本的戰爭實踐來看，他的侵略步伐正是以奏摺中的安排而行進的。

1927—1928 年日本三次出兵中國山東，1931年攫取中國東北，1937年爆發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就是這樣步步爲營，逐步擴大了它在東亞的陸權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