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國家賦能超特大城市參與國際競爭，15城發展再上新風口）

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羣正在成爲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態。尤其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將是未來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載體。

新華社30日公佈的《關於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今年將引導超特大城市提升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分析，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都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陣地或橋頭堡，也是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所在。

我國目前有哪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據住建部今年3月公佈的《2018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目前有15個城市的城區人口超過500萬，6城超過1000萬。15個城市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重慶、武漢、成都、東莞、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瀋陽和青島。也就是說，未來這15個城市將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陣地。

這15個城市中，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重慶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其餘城市介於500萬到1000萬之間。其中，與上一年相比，西安和青島爲特大城市的新晉成員。

超大特大城市被賦能

超大特大城市等中心城市提升高端要素配置能力是目前城市發展的一個重點。

牛鳳瑞說，中心城市是創新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所以在中心城市要素配置效率是最高的。發展高端產業、科技能力必然要配置高端要素，但目前在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配置還存在着許多體制上的障礙。

要提升這些大城市高端要素配置能力，首先是提升集聚人才的能力。牛鳳瑞說，人才是知識的載體，和創新是不可分割的。城市的本質就是聚集，聚集纔會產生深度的分工，纔會產生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所以說科創也好，其他也好，首先是人才在空間上聚集的問題。”

他認爲，吸引人才向大城市集中，與大城市控制人口增長並不衝突。科創中心、高端人才也離不開其他人才、勞動力的配合，這是一個合理社會分工的問題，“大家都點鼠標，這個城市也活不下去。比如餐飲，這是一個城市生活運轉不可離開的。所謂科創中心，無非就是科創人員的比重高一些而已，不是清一色的都是高端人才。”

人才之外，土地、制度等要素的供給也十分重要。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提高中心城市高端要素配置能力，也成爲不少代表、委員關注的話題。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視頻會議上發言時建議，通過深化改革，釋放中心城市發展活力。優化資源要素市場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明確中心城市引領區域經濟發展主體地位，根據趨勢適度增減用地指標，保持相對開放的人口政策，使人口集中度與經濟集中度相一致。

在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則帶來了《關於調整非直轄的國家中心城市地方立法權限》的提案。他認爲，這些國家中心城市在引領區域發展中負有特殊的責任，但制度供給跟不上。

當前，一些科研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希望通過爭創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等載體來促進創新驅動。近年來，北京、上海、深圳、武漢、南京、成都、西安等多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積極申報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或者是爭創國家科技創新中心。

兩會期間，四川重慶兩省市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呼籲支持成渝地區共建西部科學城，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聯名提案指出，成渝地區共建西部科學城，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對於充分發揮成渝科技創新資源優勢，形成高質量發展重要增長極，輻射帶動西部發展，支撐西部大開發、長江經濟帶等國家重大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科教資源十分雄厚的湖北，住鄂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呼籲國家支持武漢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加強或新建一批雙創示範基地和工業技術研究院，支持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重點高校在湖北轉化科技成果等。

防止一城獨大

民盟中央經濟委副主任、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對第一財經分析，引導超特大城市提升高端要素配置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

這意味着兩個方向的提高：一是中國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及高度要進一步上升，這就不斷聚焦創新性功能，在爲全球作出更多貢獻的同時也提高了配置全球資源要素的能力；二是超大特大城市要在輻射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的力度上進一步增強，這就需要形成城市羣、都市圈等城市體系結構，形成國家未來發展強大的動力源系統。

“不要把超大特大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割裂開來，也不要把所謂高端功能與輔助性功能割裂開來。既要發揮規劃定位的作用，更要依靠持久地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實現要素合理流動，高效率使用，促進城市競爭力的整體提升。”馮奎說。

也就是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提升高端要素配置能力的同時，要積極向周邊地區疏解非核心功能，以帶動整個都市圈城市羣的發展。

周漢民在前述發言時建議，要有序推動發展，科學培育中心城市，堅持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結構，因城施策打造不同城市名片，總結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問題，防止一城獨大，有效降低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主城區密度。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副主席肖金成日前撰文分析，規劃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加強大都市的輻射力和帶動力，使周邊地區得到發展，是“十四五”時期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任務，要變“大樹底下不長草”爲“大樹底下好乘涼”。

牛鳳瑞說，疏解“非核心功能”，要從用地上限制，而不是限制產業本身，“比如某些製造業，如果不給它地，它肯定發展不起來。所以我認爲，要以地定業、以業定人。我們國家土地的規劃這麼嚴，完全可以實現控制。”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分析，許多大型製造企業都要依託大城市的周邊，尤其是高端製造業集羣，在大城市周邊地區更容易形成，”這種產業的分工互補，最終帶來‘雙贏’的局面，進而形成了聯繫十分緊密的都市圈。”

在這個過程中，超大特大城市周邊地區將迎來發展良機。由於超大、特大城市戶籍限制依然存在，而其周邊城市已具備產業、戶籍等優勢，所以人口將會向這些周邊城市聚集，形成以超大、特大城市爲中心並帶動周邊三四五線城市共同發展的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