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些踢球兒童的形象與宋代耀州窯址發現的其他嬰戲紋基本一致 :頭部較大,頸部有項圈,服裝不太清楚,似爲裸體,手鐲和腳釧的痕跡不明顯。與兒童體育雕塑不同,陝西宋代的成人體育活動則多見於平面類裝飾,立體雕塑比較少見。

中國古代的體育活動源於先民的生產與生活之中,並隨着歷史的發展,在不同階段色彩紛呈,成爲中國古代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陝西是中國古代體育文化發達的地區之一,西安半坡遺址 152 號墓出土過 3 個表面比較光滑、直徑在 1.5~6 釐米之間的石球,考古工作者推測爲墓主人的體育類玩具。陝北出土的漢代畫像石,西安出土的唐代打馬球圖壁畫、陶俑等文物,也向人們形象地展現了漢唐盛世的體育活動場面。宋代,陝西雖然失去了統治中心的地位,但這個被譽爲“古代最富有文化氣息”的朝代造就了與衆不同的民間體育文化氛圍,陝西也並未淡出宋代體育文化的舞臺。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打破了裏坊的限制,人與人交往的機會增多,人們的生活變得豐富起來。一些體育娛樂活動,如蹴鞠、捶丸、雜耍、相撲等在大街小巷逐漸興盛。城鎮中的瓦舍勾欄是市井文化最活躍之處,每個瓦舍裏劃有多個專供演出的圈子,稱爲“勾欄”。參加或觀看者主要是市民,也有文人、官僚等。勾欄之中小兒百戲也佔有一席之地,《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述在開封瓦舍中專設有小兒相樸、雜劇等技藝。

兒童題材的出現歷史悠久,山東微山縣兩城山漢畫像石和陝西綏德賀家溝漢畫像石中都有《母子圖》。但在宋代以前,嬰戲紋還沒有廣泛使用,嬰孩大多隻是成人的配角。如唐代張萱的《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等,兒童都是仕女的陪襯。高度發達的民俗文化使宋代的藝術作品擺脫抽象,貼近生活,兒童題材開始受到普遍重視和廣泛使用。宋代畫家蘇漢臣的傳世作品有《長春百子圖》、《秋庭戲嬰圖》、《擊樂圖》、《嬰戲圖》和《貨郎圖》等,所繪兒童天真活潑,質樸可愛。而“三朝老畫師”李嵩則最擅長畫貨郎擔,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貨郎圖》,生動展現了物品琳琅滿目的貨郎擔、歡呼雀躍的兒童和忙前忙後的貨郎形象。除單純的藝術品之外,宋代生活用品的裝飾圖案中兒童題材也屢見不鮮。如陝西耀州窯青瓷和河北磁州窯白地黑花瓷器的裝飾紋樣中嬰戲紋就比較常見,特別是在耀州窯遺址中還出土了嬰戲紋印花模。

陝西宋代兒童

體育文物的發現

蹴鞠類

1987 年,耀州窯遺址出土過一件青瓷母子蹴鞠紋碗,灰胎、質稍粗,內外壁施翠綠色的青釉,玻璃質感強,紋飾刻於碗的內壁及內底。圖案中母親的穿帶比較講究,正彎腰弓背張臂招呼下側的兒子 ;兒子則弓手曲腿,正在蹴球。球位於兒童的前方,上面的花紋清晰可見。在人物的周圍分佈着高低不同的假山,地面點綴着零星小草。從畫面來看,這應該是一位家境比較殷實的女主人,帶着孩子在庭院內蹴球的場景。

除此之外,目前陝西境內已知的童子蹴鞠紋青瓷標本共有 5 片, 2002 年在西安西大街拓寬改造工地出土1片,另外 4 片屬於民間收藏,出土地點不明。這 5 件的器形皆爲碗或盤,紋飾模印於器物內部,時代皆爲宋代晚期。5 片的殘留部位和麪積大小雖然各不相同,但每一片上都保留有一幅完整的童子蹴鞠圖,將它們放在一起來看,正好可以互相補充。從殘留部分觀察,這 5 片的紋飾佈局完全相同 :整個畫面由 7 個圓圈組成,內底中心 1 個,周圍分佈 6 個,每個相鄰圓圈的周邊都有接觸點,形成一幅緊湊的向心佈局。中心的圓圈內裝飾一正在蹴鞠的兒童,只見他右腿支撐,左腿用力上踢,腳尖之上的球正在向上飛起。爲了便於發力或保持平衡,他抬起雙臂,左臂後彎,右臂前伸,神情專注,動作自然協調。周邊的 6 個圓圈與其內部的菱形開光組成 6 個變形錢紋。在菱形開光中,或裝飾奔跑踢球的兒童,或裝飾一片牡丹花葉,二者各有三個,相間分佈在周邊的 6 個圓圈中。這樣的一組裝飾圖案給我們展示了幾位兒童圍繞在一起踢球玩耍的生動場面。這些踢球兒童的形象與宋代耀州窯址發現的其他嬰戲紋基本一致 :頭部較大,頸部有項圈,服裝不太清楚,似爲裸體,手鐲和腳釧的痕跡不明顯。

抱球、擊鼓、拍手類

1993 年出土於淳化縣文化館院內的耀州窯青瓷抱球童子俑,現收藏於淳化縣博物館,高 9.4 釐米。小孩光頭,頭微右偏,眼睛稍顯細長,鼻樑直挺,小嘴微閉,面帶微笑,五官塑造的緊湊而生動。上身着右衽長衣,稍前傾,腰間似有束帶。雙手持球於交疊盤曲的雙腿之上,神態專注而小心,透露出他對這隻球的喜愛之情。這件俑通體施青釉,釉面光亮,腿底露胎。根據其釉色青中泛黃等特點判斷,這件瓷塑可能是耀州窯北宋晚期的產品。

1978 年出土於旬邑縣安仁窯遺址區的抱球童子陶俑,高 29.5 釐米。紅胎素燒,胎質比較堅硬,表面打磨光滑,製作規整,外施白色陶衣。小孩光頭寬額,天庭飽滿,鳳眼,秀鼻,小嘴,臉盤圓潤,耳朵寬厚。他頸部帶有項圈,上身着一件右衽寬袖單衣,寬鬆的衣袖自然垂落於肘下。藕節般的小臂裸露在外,手腕上有手鐲狀飾物。兩腳掌相對,雙腿盤坐於體前。胖呼呼的小手之間抱一滾圓的小球,臉上漾着微微笑意,透露出他心中滿滿的幸福之感。生動可愛的神態,似乎讓人忘記了這本是一件堅硬的陶塑作品。

1965 年出土於旬邑縣的彩繪擊鼓、拍手童子陶俑,現收藏於陝西曆史博物館。大小相仿,高度都在 12 釐米左右。胎質皆爲紅陶,經過素燒,表面施有白色化妝土。在擊鼓兒童的脣部和上衣以及鼓面等部位還殘留有紅、黑、黃等顏色的彩繪痕跡。兩件陶俑的的造型、衣着接近。小孩頭部較大,而且都是光頭,皆偏向一側。長上衣掩及膝蓋,腰繫帶,帶子的首尾垂於腹前,巧爲裝飾。下着布褲、布鞋,兩腿分立。因上衣較長,顯得腿部稍短。擊鼓兒童左手託一圓形鼓於左側胸前,小嘴微閉,右手執鼓槌作擊鼓狀。拍手兒童的衣着稍顯平整貼身,腰帶較窄,已經遮掩於衣服之下。小嘴張開,雙手伸於胸前,手心相對,正在拍手。

這兩件陶俑同時出土,神態也比較相似,應是同時製作而成。體現的是兒童擊鼓玩耍的情景 :一人擊鼓,一人合着節奏打着拍子或者是鼓掌叫好。兩人面帶微笑,祥和自然,生動可愛。

擊鼓雖然不屬於現代體育的範但卻是中國古代體育娛樂的重要內容,宋代擊鼓活動的文物也尤爲突出。2015年 11 月,在第三屆古陶文化藝術學術研討會的展覽中,有一件來自於陝西民間收藏者的宋代白陶童子擊鼓坐俑。這件童子俑的陶質非常細膩,胎色較白。頭部的形狀、服裝的樣式以及神態都與上述幾件陶俑有相似之處,只是工藝更加精緻,頭上的髮髻則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耀州窯青瓷臥俑相類。與旬邑擊鼓童子俑不同的是,這件童子俑採取的是坐姿,將鼓平置於交疊盤坐的雙腿之上,雙手呈握拳狀置於鼓的邊沿。手中雖然沒有鼓槌,但右手似有握槌的痕跡。前文的幾件抱球童子俑也是坐姿,可見坐姿童俑在宋代也比較常見。

宋代的擊鼓活動在成人中也廣爲流行,漢中市博物館收藏的宋三彩擊鼓雜劇俑、陝西曆史博物館收藏的宋代紅陶擊鼓人物俑和擊腰鼓拍鐃畫像磚等展現的就是動感十足的成人打鼓場面。尤其是擊腰鼓拍鐃畫像磚,在陝北地區的宋代墓葬中發現較多,是打鼓與陝北特色舞蹈——秧歌的巧妙結合。這種具有黃土高原豪放氣概的娛樂形式一直流傳至今,可見生命力之旺盛。

陶塑類抱球、擊鼓、拍手等造型,除個人收藏的拍鼓童子坐俑出土地點不明確外,其餘都出土於旬邑縣。不僅如此,與抱球童子俑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紅陶沐浴童子俑和一件紅陶睡臥童子俑。沐浴童子俑塑造的是一個虎頭虎腦的裸體小男孩在花瓣形的浴盆中洗澡玩耍的情形。睡臥兒童上身穿交領長衣,下着長褲,以左臂爲枕,雙眼微閉,側臥睡眠。兩小孩童趣橫生,憨厚可愛。沐浴和睡臥雖不屬於體育活動的範疇,但也是對兒童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與抱球童子俑同時同地出土,它們之間可能也有着密切的聯繫。

宋代的泥塑偶人在全國很多地區都有發現,如西安、揚州、蘇州等,其產地目前還不能完全確定。據文獻記載,陝西的鄜州和江蘇的蘇州是製作泥塑偶人的著名產地。1976 年在江蘇鎮江市大市口的一處宋代遺址中出土了一組宋代相撲童子陶塑,有的俑上面有 “吳郡包成祖”、“平江包成祖”等字,無疑爲蘇州所產。

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卷五中載:“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藏有一對臥着,有小字雲‘鄜疇田圮制’。” 這段記載說明宋代陝北富縣田氏製作的小泥人姿態萬千,價格不菲,有的還有田氏的戳記。但是,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在富縣沒有發現宋代陶塑作坊遺址,而且富縣也沒有出土泥塑陶俑的記錄。上述出土於旬邑的宋代童子陶俑是產於富縣還是富縣的工匠在旬邑所做?擬或來自於外地?這些都不能肯定。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重視陝西宋代製陶手工業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工作。

陝西宋代兒童

體育文物特點

陶瓷立體雕塑類較多

就目前陝西境內發現的出土文物及傳世品來看,陶瓷雕塑類的兒童體育文物最多。這些陶瓷雕塑的兒童形象基本一致:頭部較大,面部渾圓,身體健壯,敦實可愛。兒童的姿態以抱球最多,其次有擊鼓、拍手等,動作相對簡單。陶瓷雕塑大都由前後合模製成,受泥模形狀和麪積的限制,不易詳細刻劃,否則模具會被損壞。而瓷器上的面積相對較大,不管是磁州窯瓷器較爲平坦的枕面還是耀州窯青瓷碗、盤的內壁,都給工匠們提供了相對較大的創作空間。

與兒童體育雕塑不同,陝西宋代的成人體育活動則多見於平面類裝飾,立體雕塑比較少見。如扶風縣博物館收藏的仕女蹴鞠樂舞紋銀帶飾,延安、甘泉等地宋代畫像磚墓出土的曲柄球、秧歌、擊劍圖案的畫像磚等。

蹴鞠的興盛

據《戰國策·齊策》與《史記·蘇秦列傳》等文獻記載,蹴鞠早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當時的齊都臨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者”。漢代民間蹴鞠已成風氣,唐宋時期更加盛行,有的皇帝便是蹴鞠的愛好者和高手。宋代的史料以及繪畫等作品中關於皇帝蹴鞠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太祖蹴鞠圖》描繪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與其弟趙光義及愛臣趙普、楚昭輔、石守信六人踢球的場景。相傳爲北宋著名畫家蘇漢臣所畫,原作已失,現收藏的是元代畫家錢選所臨摹。《宋史·太宗本紀》記載 :“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戊子,會親王、宰相、淮海國王及從臣蹴鞠大明殿。”蹴鞠也成爲朝廷招待賓客的一項活動。

由於皇帝和朝廷的重視,民間的蹴鞠活動愈發興盛。當時已經出現了類似於今天俱樂部形式的民間組織,如“齊雲社”、“圓社”等。人們把加入這些團社視作最時尚之事,有“若論風流,無過團社”之說。也有一些人因爲善於蹴球而加官進爵。

宋代蹴鞠的形式繼承於唐代,有設球門和不設球門兩種。前者的競技性強,後者以自娛自樂,踢出花樣爲主,也稱“白打”。這種方式不拘場地和人數,不用工具,不設專門的球場和球門。通常在庭院或大街上,幾人圍成一圈便可進行。《宋太祖蹴鞠圖》中描繪的就是這種蹴球形式。它不但形式靈活方便,運動的強度也適宜於女性和兒童。

宋代的球類活動主要有蹴鞠和捶丸兩種,捶丸所用的球個體較小。收藏於成都體育學院博物館的彩繪抱球童子陶俑與陝西出土的童子抱球陶俑在造型、神態上如出一轍,只是前者的表面還保留有較多的彩繪痕跡,而後者除了球的表面有隱約的彩繪紋路外,其餘部位已經無法判斷是否有彩繪。磁州窯宋代瓷器的童子蹴鞠圖更加多見,如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的童子蹴鞠紋枕。而在宋代的繪畫中也經常出現蹴鞠題材,如蘇漢臣的《長春百子圖》中兒童蹴鞠的場面等。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展出的一件童子蹴鞠俑,讓我們感受到了不一樣的宋代兒童蹴鞠場景。這件童子俑高約 8 釐米,左肩置一圓球 , 雙手下垂於身後 , 左腿在後 , 右腿彎曲向前 , 上身略前傾。他的這些動作似乎都是爲了控制肩上的圓球不至滑落。整個過程不用手來幫忙,而是讓圓球從頭頂自然滑至肩部,再慢慢滾向胸、腹、膝、腿乃至腳。要做到球不落地,重心及平衡度的掌握至關重要。這種表演就是“白打”技術的體現,能夠充分顯示錶演者的高超球技。這些不同的花樣,在宋代蹴鞠活動中都有專用的名字,如“燕歸巢”、“斜插花”、“玉佛頂珠”、“風擺荷”和“雙肩背月”等等。這位兒童表演的是哪一招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件小小的雕塑不但給我們展現了宋代兒童對蹴鞠活動的喜好,也表現了兒童蹴鞠技術的精妙之處。

七夕盛行

宋代體育文物中女孩形象極爲少見,這種情況並非工匠個人的喜好,更不是偶然的現象。其根本的原因可能與宋代流行的“七夕節”祈子習俗有密切的關係,這也關係到這些兒童體育雕塑的真正用途即社會歷史價值。

據東晉葛洪的《西京雜記》,“七夕節”的習俗最早起源於漢代。直到今天依舊流行於我國。不同歷史階段,人們賦予了它不同的文化內涵,有乞巧、愛情、祈子等。在宋代羅燁、金盈之所著的《醉翁談錄》中,宋代的“七夕節”已經發展爲一項隆重的民俗活動。至七夕節前幾日,大街上已經人滿爲患,人們爭相購買七夕所用之物,泥塑小人就是其中之一。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每逢農曆七夕節,上自顯貴,下至百姓,都用陶瓷雕塑的“磨喝樂”來供奉牛郎、織女。“磨喝樂”又寫作“摩喉羅”、“摩合羅”等,來源於佛教,是佛教中的童佛,六歲出家成佛,天生聰穎。宋人將其塑造成精製的泥質小男孩形象,以求其幫助實現多生男孩,多子多福的願望。祭祀完後人們會把這些“磨喝樂”分發給兒童作玩具。後來也有一些作坊專門製作此類的泥塑作爲商品進行買賣。這種泥塑小人也就出現在了南宋畫家李嵩的《貨郎圖》的貨郎擔上。這些泥塑小人包含了兩種社會功能:祈子和兒童玩具。作“祈子”所用,必須是男孩形象,而玩具是祈子功能的延續,也是男孩無疑。這些泥塑男孩都是健康、活潑的神態,動作以蹴鞠、相撲、擊鼓等生動的體育娛樂遊戲爲主。不論用於哪種功能,在宋代社會都廣受歡迎。這也是宋代的雕塑類體育文物多爲兒童,少見大人,多爲男孩,少有女孩的社會原因。

美好吉祥的象徵

宋代的兒童形象在具有裝飾功能的同時也被賦予了豐富的吉祥和幸福含義,這也是宋代風俗文化的重要體現。孩子是家庭幸福的泉源,人們將健康、快樂的兒童形象與富有美好含義的植物題材結合起來裝飾在身邊的物件上,表達自己對孩子的期望,也盼望這些裝飾能給家庭和孩子帶來好運。在上述陝西發現的兒童體育文物中,兒童的形象都是健壯、可愛的樣子。特別是耀州窯青瓷的嬰戲紋,兒童大多都是胖墩墩的裸體形象,更加直觀顯示了其健康的體格。而且項圈、手鐲、腳釧這些象徵富貴的飾物一應俱全。既能健康成長又能大富大貴,包含了人們美好的願望。這種文化元素在宋代的繪畫、絲綢等作品中都有體現。筆者見到的北宋絲綢上的嬰戲紋與耀州窯青瓷的嬰戲紋如出一轍,將兒童與牡丹裝飾在一起,藉助牡丹的富貴含義,也是希望孩子以後可以大富大貴。陶塑的兒童體育文物之所以被當做“磨喝樂”使用,也是源於小男孩健康、可愛的福相。從明清時代一直到今天,體形豐滿、健康活潑的胖娃娃形象都是年畫中不可缺少的、充滿了吉祥含義的題材,它和七夕節一樣,都是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發展、傳承的結果。

本文得到陝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的資助。

本文刊載於大衆考古2016年1月刊

作者魏女爲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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