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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與王安石的關係有點複雜。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文人，卻沒有文人相輕的毛病。比如他們文學主張不同，卻並不妨礙他們相知相惜。但政見不同，卻讓他們結怨，成了政敵。不過當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九死一生之際，王安石卻又爲他仗義執言，給皇帝上書爲他開罪。因而兩人可說是在文學上相惜，在政治上相鬥，恩怨糾纏，最後又“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釋前嫌。

01 蘇軾向皇帝直言新法弊端，王安石不悅，給他小鞋穿

1066年，蘇軾的父親蘇洵在京師逝世，已考中進士在京爲官的蘇軾挾父喪返蜀，三年喪期滿始還朝。此時，新繼位的宋神宗已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開始推行新法。蘇軾並不贊同王安石的變法，且公開反對。比如他曾寫了《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關於科舉的變革。由於神宗皇帝一向非常賞識他，故很看重他的意見，專門接見他，讓他發表不同看法，甚至鼓勵他指出自己執政的過失：“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

性格率真耿直的蘇軾自然不會說那些官場上虛與委蛇的奉承話，他坦言：“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這番話，表面上是說神宗當前執政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是藉機向神宗指出新法推行的弊端，即“求治太急”、“進人太銳”。神宗聽後，也感震驚，對蘇軾說：“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此次君臣對話，本不應外傳，沒想到卻是蘇軾自己跟同僚提起，最後傳到了王安石耳中。身居宰相之位的王安石是理想主義者，推行新法本就是想盡快實現自己的理想，卻因蘇軾對皇帝的一番“逆言”被耽擱，自然不爽，竟因此事給蘇軾小鞋穿，把他下放地方做了個處理諸多繁雜事務的小官。此舉顯然是想讓蘇軾閉嘴，使他整日被事務纏身，沒時間再對新法說三道四。據《宋史?蘇軾傳》記載：“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

在官場不慎言，最易禍從口出。不過蘇軾這種咎由自取的行爲也可理解，“諫言”得皇帝重視、採納，忍不住向人顯擺一下，也是人之常情。看來如蘇軾這樣的大名人也不能免俗，顯示心不小。

02 蘇軾出進士考題含沙射影，王安石大怒，欲加之罪

蘇軾向皇帝進言揭新法之短，因皇帝本來就支持王安石變法，若不是蘇軾自己外傳，根本就沒多少人知道，影響不大，因而王安石對蘇軾這種唱反調的不識趣之舉只是暗中惱怒，最多是給他穿穿小鞋，不會有更大動作。但蘇軾的不識趣之舉卻越演越烈，以致觸碰了王安石的底線。

有一次，蘇軾因看不慣王安石以獨斷專行的作風推行新法，竟在考進士策問時出了這樣一個題目：“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恆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這種不滿新法作派的含沙射影的考題，放在如此重要的科舉考試中，自然會引起赴京趕考的全國學子的熱議，其影響之廣、之惡劣可想而知。因而王安石對蘇軾此舉可謂是悖然大怒，從此把他視爲眼中釘，專門指派“御史謝景溫”查找他的過失，想借題發揮，治他的罪。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若蘇軾一直在王安石眼皮底下、在御史別有用心的考察中做官，被治罪肯定是遲早之事。蘇軾顯然也意識到了危險，爲遠離朝廷這個是非之地，被迫自請外任，到杭州做“通判”。《宋史?蘇軾傳》這樣記載：“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被皇帝賞識的蘇軾之所以從此難安於朝，即因他已被當朝宰相王安石盯上，爲自保他只能出此下策。他的仕途自然也從此變得曲折艱難。可能連蘇軾自己也沒想到，經常奔波於朝廷和地方之間，竟成了他後來全部仕途生活的縮影。

03 蘇軾公開反對新法，作文嘲諷變法派官員，被構陷入獄

蘇軾自請外任地方官後，也並沒有因此變得識趣，反對新法的態度始終沒變。不過他執行新法時採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民有利的他就執行，不利於民的他就公開拒絕執行。據《宋史?蘇軾傳》記載：“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蘇軾此舉，百姓自然拍手稱快，但對新法派而言，卻視他爲“大患”，想“除之而後快”。

在官場做官如此不識趣，若是一般人，恐怕早沒活路。但蘇軾才華橫溢，極得皇帝賞識和百姓愛戴，哪怕新法派對他再咬牙切齒，也不敢輕舉妄動。不過蘇軾的筆實在太厲害，他不但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和《再上皇帝書》批評新法，還寫了《戲子由》、《湖州謝上表》等文嘲諷那些靠投機新法起家的人。如他在《湖州謝上表》中說：“知其愚不適時，誰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蘇軾此舉實在有點失策，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爲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打壓蘇軾，但他畢竟是君子，即使想搞蘇軾，也要找合法的藉口。而蘇軾嘲諷那些投機家，毫不留情面，無疑是捅了馬蜂窩，因這些人大多是眥牙必報的小人。結果可想而知，蘇軾被這些人羣起彈劾，在“烏臺詩案”中被構陷入獄，差點被問斬。好在有衆多有識之士多方營救，甚至連已退休的王安石也給皇帝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最後皇帝也因憐惜蘇軾的才華，沒有殺他，只是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蘇軾也由此開啓了他漫長的貶官生涯。

04 蘇軾拜訪已退休的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釋前嫌

客觀地說，王安石的變法在某些方面的確起到了爲民爭利的作用，因而蘇軾才“因法便民”，只執行對民有利的部分；當以司馬光爲代表的保守派當權後，他也反對盡廢新法。

只因他認爲變法之弊大於利，所以才極力反對。比如王安石重在“變革法制”，而他則強調“改革吏治”。他說：“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他在《再上皇帝書》中更是直言不諱：“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大亂隨之。”

可見，他與王安石之爭，無關個人恩怨，更非意氣之爭，而是理念之爭，大勢之爭。所以，本爲謙謙君子的他，才這樣不識趣，不妥協，不惜與王安石爲敵，不惜犯衆怒。當王安石被罷相退居金陵後，已沒必要再爭的兩大文豪自是惺惺相惜。1084年，蘇軾在赴任汝州途中，專門前往金陵拜會王安石，他們一起遊玩、喝酒、和詩，相處甚歡，可謂“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釋前嫌。蘇軾的這首《次荊公韻四絕》之三，便是當時唱和的佳作——

騎驢渺渺入荒陂，

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

從公已覺十年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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