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山文甲”解读

摘要：由此，笔者认为《唐六典》中记载的“山文甲”应该是指由一侧为曲边的甲片编缀而成的身甲，以图25甲片为例，其侧面如同群山叠嶂（图27），此种风格的甲片造型异于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甲片，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唐朝在控制西域的时期，接触到此种风格的甲制，加之李唐王朝本身较为崇尚胡风，故迅速将此类甲纳入军制。笔者除了对中原地区唐甲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的同时，在查询1985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的对古格遗址考察报告中，发现古格遗址考古出土的甲片中有一些特殊的甲片非常有研究价值，《古格故城》一书中称之为II C型、XE型，两种甲片的侧边呈波浪形（图22），《古格故城》一书记载此类甲片编缀成甲衣的实物（图23），“V型甲衣，仅发现1件，标本VI：采24从产品形状、皮下摆、中夹一排侧视呈S形甲片等情况分析，应该是一种甲衣的左侧背部和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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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山文甲”解读

不戒

甲冑是衡量冷兵器时代一个国家军事能力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铠甲的多寡、制作水平的高低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通常意义认为甲冑是个人防护具，其实这样的理解相对狭隘，甲冑核心的意义不是防护，而进攻。重甲武士是冷兵器时代整个军队进攻的核心力量，是战场中具有决胜的力量的单位。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史料中记载其装备的甲冑极为丰富，但是中国史料中往往只记载事件，极少涉及工艺和造型，加之考古实物稀少，至今学界也无法对唐甲做一个有效的梳理。

本文着重从史料和文物的角度，尝试解读唐代史料所记载的甲冑之一“山文甲”。

一、典籍中的唐甲

唐朝军队中铠甲的普及程度较高，《唐通典》载“六分支甲，八分支头牟，四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箭，一分支枪，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李荃《太白阴经》卷四《军械篇》所记唐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中装备有“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同书卷六《阴阳队图篇》记每队五十人装备“甲三十领，六分；战袍二十领，四分”。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可知唐朝军制中，每队军士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装备有铠甲，这个装备数量是远胜于前朝军队的装备数量。

唐朝甲冑的制作和管理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就加以重视，贞观六年，把沿袭至隋代的少府设甲铠署的制度改为“甲坊署”，专门负责铠甲的生产。《新唐书》、《唐六典》载“甲坊署设令一人，正八品下。丛一人。正九品下。监作二人，从九品下”；又:“甲坊令、弩坊令各掌其所修之物，督其缮造，辨其粗良；丞为之贰。凡财物之出纳，库藏之储备，必谨而守之”。同时，北都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辨其名物，审其制度，以时纳于武库。

唐代《六典》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唐朝甲冑名称：“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并且明确指出“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甲皆铁甲也”。

但是史料中并无记载甲冑式样，而且目前考古发掘中没有完整的唐甲出现，这对人研究唐甲冑形式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明光、光要、细鳞”都应该是札甲；“锁子甲”与今天所熟知的锁子甲无差异，在斯坦因带走的绢画中，能清晰看见唐锁子甲（图1）形式；“乌鎚”甲则完全不知道其含义所指；“山文”甲则是目前引起歧义最多的甲冑。

图1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唐天王像 (1)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唐天王像 (2)

二、所谓的“山文甲”

研究古代甲冑史料，尤其是没有实物佐证的情况下，往往会望文生义，生搬硬套。晚唐至宋代之后，一些水陆画、石翁仲、天王、神将身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甲型，从甲片的外形来看，呈现“Y”字形，批膊、身甲、甲裙都是此种甲片，批膊和甲裙守边明显有装饰边条，有些胸口还保存甲绊环，腰部出现单独防护的捍腰。

以山西平遥双林寺宋韦陀像为例（图2），韦陀身甲的所有甲片都是“Y”形，甲片中间凸起，各个甲片相互叠压，整体编缀成形后，边缘封闭，批膊和甲裙都是此种制作形式。甲裙还有一个特殊细节，明显能看出甲裙向上折叠后被一个挂环固定（图3），这样变形只能理解为因为甲裙较长，站立时候，把甲裙折叠变短以方便行走，骑马战阵时候，甲裙再放下以获得更大的防护面积。

此种甲片形态和编联方式与中国秦汉时期开始形成的札甲完全不同，札甲编缀的甲裙是完全不能折叠的，上下排的移动也是非常有限的距离，这是因甲片的造型、编缀的形式决定的，腰腹部、甲裙的下排可以稍微向上排活动，但是绝对不能形成折叠，所以这样的甲型肯定不是传统中国札甲的结构形式。韦陀的批膊上有虎吞，这样的虎吞形式继承了唐天王身甲的形制，因为没有唐甲实物出土，不能判断这样的虎吞是否真实存在，笔者更倾向此种装饰只出现在塑像之上作为一种装饰。

南宋石雕博物馆的宋武士像与双林寺韦陀像着甲几乎一致（图4），明十三陵石翁仲也都身着类似甲制，但是甲叶略有不同，呈近似六边形（图5）。后世的水陆画中神将多采用此种身甲造型，明代商喜绘制的“擒将图”中关羽的身甲被更为细腻的描绘，关羽的盔甲类似唐天王甲，前后甲用肩带连接，披膊、甲裙都是“Y”形甲片编缀。这种“Y”型甲片的身甲从塑像到绘画，从宋至明一直存在，但是并无任何出土实物与之对应，这样的甲制被现在统称为“山纹甲”。这样的称谓是怎么来的？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冑》一书中阐述唐甲的时候，描述李爽墓陶俑的时候：“腹甲绘做山纹状”（图6），这是国内学界早期对Y型甲的认知，应该也是对此类甲称之为山纹甲的源头。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笔者在多年研究后，判断这样的“Y”型甲实际上是环锁铠在塑像和绘画中的一种演变，环锁铠在唐、宋石雕中能看出早期匠人的表现形式（图7），是非常写实的，随着后世匠人的逐渐演绎，成为了现在较为熟知的“Y”型甲片的神将甲冑形式，至少在宋代《营造法式》上明确称“Y”构图为“锁子”（图8）。

所以这样“Y”形甲片构成的甲，并不是历史中的“山文甲”，是杨泓先生论述中个人看法。

图2 平遥双林寺宋韦驮像

图4 杭州南宋武士石翁仲

图5明十三陵武将石翁仲

图6 杨泓中国历代甲冑唐甲

图7 四川南宋武士石雕

图8 宋营造法式锁子

三、图像和考古的唐甲

那么真正的唐“山文甲”究竟是何种形制？笔者开始大量的查阅敦煌资料和有限的考古实物，敦煌壁画、塑像，包括斯坦因带走的敦煌绢画中都有大量的中含有大量天王、神将、武士形象，这些塑像、壁画中都有较为详实的甲冑细节，这些甲冑细节毫无疑问都是来源于唐朝真实的甲冑蓝本，所以本文从这些塑像、图像资料中甲冑的细节，和部分考古实物来推测真实唐甲的造型。

塑像以敦煌天王像（图9）、上海博物馆藏天王像（图10）为样本，两尊看出天王像穿着的甲冑高度相似：冑的顿相向上反曲，身甲分成三部分结构：披膊和盆领为一结构，连接为一体；前胸和后背有各有单独的一层硬质护甲，用肩带连接，压住披膊；甲裙单独穿，较短，长叶甲片编缀成札甲，甲裙分成开襟和不开襟两类；上海博物院天王冑是由小甲叶编缀成型。

图9 敦煌莫高窟一九四窟天王像

图10 上海博物馆藏天王像 (1)

图10 上海博物馆藏天王像 (2)

敦煌壁画中的天王像、武士像较多，榆林窟25窟左侧北方毗沙门天王、南方天王是目前保存较好的一铺中唐时期壁画，是吐蕃占领沙洲时期绘制，细节上有于阗、唐朝双重风格。北方天王侧身而立（图11），左手托五柱塔，右手持长戟。披膊和盆领一体结构，披膊为条型甲片；胸前和后背单独结构，用肩带连接前后护甲，前胸左右有金属装饰物；身甲为鱼鳞甲，甲裙为条形甲片编缀成札甲。

甲裙和披膊的甲片在顶部都有突出部分，近似如意云头。腰侧悬长剑，剑首为环首，剑柄包鲛鱼皮，柄中有茎孔，孔口有装饰片，因剑在身侧，不知其剑是否有剑格，剑鞘尾端有明显珠饰。南方天王身姿略向右转（图12），冑为多瓣甲叶拼接，顿相由小甲叶编缀而成，披膊与盆领一体，前后胸甲用肩带连接，胸甲左右有圆形护甲，身甲腹部为鱼鳞甲，甲裙为札甲。右手持剑，剑首环形，应为龙纹。两尊天王的札甲甲片上有着共同的特点，甲叶上端成如意云型（图13）。

图11 榆林窟025窟毗沙门天王像

图12 榆林窟025窟南方天王像

图13 榆林窟025窟毗沙门天王像甲裙细节

随着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笔者发现这样甲片形式不仅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在同时期敦煌的绢画中天王像都具有此类风格一致的甲片。法国吉美博物馆保存了敦煌绢画，绢画中的毗沙门天头戴三叶宝冠（图14），左右两肩出弧形炎肩，身甲为鱼鳞甲，胸口开襟，两襟有三条横束皮带，自两肩有璎珞连接三圆护，两圆护在胸口，一在腹部，甲裙为长条甲叶编织的札甲，腰部悬挂长剑，长剑为剑璏式样悬挂。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绢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像的甲冑形式与吉美博物馆毗沙门天王像构图相似，此绢画为五代时期（图15），正面构图形式，馆藏编号：Pelliot chinois 4518 (27) 。上身部分的身甲分成三部分结构：披膊和盆领为一结构，连接为一体，鱼鳞甲叶；前胸和后背有各有单独的一层硬质护甲，用肩带连接，压住披膊；内部身甲至腰部，身甲也为鱼鳞甲叶。甲裙为长叶片札甲。腹部挂一弧型短刀，腰侧未见长剑。

两张绢画中的天王像甲裙极为一致，都是由如意云头甲片编缀而成。这两张天王像都是由斯坦因假借探险之名，从敦煌盗运至法国。

这样的甲片形式不仅出现在壁画中，也出现在塑像中，图8上海博物馆藏天王俑冑上就绘制有此种甲叶形式；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唐风华》展中，出土于宝鸡的唐铜鎏金天王像身甲甲片也是如此造型（图16）。从现有的各种资料证明，中唐至五代期间的壁画、绢画、塑像都具有相同的甲片造型，说明此种甲片是唐甲中较为普及的一种形式。

图14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毗沙门天王像

图15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毗沙门天王像

图16 宝鸡出土唐天王像 (1)

图16 宝鸡出土唐天王像 (2)

从图像和雕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能被考古资料所证实？中国考古界在目前公布的唐代甲冑考古资料非常有限，1976年7月中旬在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铁铠甲一领，“铁铠甲是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据发现人说,出土时甲片编联尚整齐,是一件完整的铠甲,收集到的甲片共三百二十二片, 按照甲片的形状, 可分成三种, 即宽条型、中宽型和窄条型”（图17）。

西安1995年在唐含元殿考古中，“发掘出唐代甲片，为九层横向排列的甲片叠置而成, 锈蚀严重。残块大致呈长方形, 长40、宽约14.5、厚6 厘米。甲片呈圆角长方形, 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小孔。长7、宽2.3 厘米。应是唐代宫廷卫士甲片的残存”（图18）。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无法证实唐甲中有此类如意云头形甲片。

17 西安曲江出土唐甲片

图18 大明宫出土唐甲片

笔者在查阅国内外敦煌毗沙门天王研究论文中，发现了一个极为值得探寻的细节，敦煌所有的毗沙门天王像其原型都来自西域，其传入是来源于阗国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拜。在对于阗国毗沙门天王的梳理中，发现斯坦因撰写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中记录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一尊天王像，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今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乡东北约9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斯坦因发掘出一尊已经残损的塑像（图19），这尊塑像系遗址中二号佛寺出土，残存下半身，双脚分开踏在一横卧的人物上面，可以观察到塑像身穿铠甲，双脚穿靴，身甲较长。丹丹乌里克唐朝时的本名是“杰谢”，音译自于阗文的Gayseta，唐朝在此设杰谢镇，作为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的一环。

斯坦因对丹丹乌里克佛寺中的这尊造像被发掘出土时，观察到的衣饰特点描述道：“……甚至连铠甲上小金属片的铆钉和下垂的衣褶都雕画得清楚准确。毫无疑问，匠人所精心雕画的这些铠甲和服饰，都是他当时非常熟悉的物件的再现……”。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指出此尊造像是典型的于阗风格天王像，美国学者威廉斯认为其可能在公元7—8世纪左右。丹丹乌里克遗址中的天王像身甲明显为鱼鳞甲，甲裙由甲叶编缀（或铆接）成型，甲叶最重要的特点是侧边成波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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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新疆丹丹乌里克天王像

在俄罗斯艾米日他博物馆保存的公元7世纪左右的一个粟特武士的银盘上（图20）、片治肯特的壁画中（图21），能够看到丹丹乌里克甲冑式样的源头。粟特风格的甲冑明显具有大翻领和中间开襟的形式，甲裙较长，明显为条状甲片编缀成札甲。在片治肯特遗址中粟特武士的资料显示，发现其内层穿锁子甲，外套长身札甲，其札甲形式与于阗风格的毗沙门天王、丹丹乌里克遗址天王有明显的相似性，其甲片侧边有曲线，与中国传统札甲甲片有明显不同。

隋唐时期，萨珊文化随着粟特人的贸易，从西亚传播至于阗，再传至长安。由此，可以清晰的认知于阗风格的札甲就是西域风格的札甲，此种札甲的源头来自于粟特人，而粟特人又明显受到了波斯萨珊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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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粟特人银盘

图21 片治肯特壁画线描

笔者除了对中原地区唐甲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的同时，在查询1985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的对古格遗址考察报告中，发现古格遗址考古出土的甲片中有一些特殊的甲片非常有研究价值，《古格故城》一书中称之为II C型、XE型，两种甲片的侧边呈波浪形（图22），《古格故城》一书记载此类甲片编缀成甲衣的实物（图23），“V型甲衣，仅发现1件，标本VI：采24从产品形状、皮下摆、中夹一排侧视呈S形甲片等情况分析，应该是一种甲衣的左侧背部和腰部”。从图片上能明显看出最下一层甲叶的左侧都是曲边造型，与XE甲片较为相似。此类曲边甲片笔者也收藏到实物（图24）。

在笔者收藏的一套西藏古札甲中，混编两片造型非常特殊的甲叶（图25），这两片甲叶更为古老，侧边为波浪形，此种甲片与丹丹乌里克遗址天王甲裙的甲片完全一致。笔者推测吐蕃获得此种风格的甲片，应该是吐蕃势力崛起后，与唐朝反复争夺西域，曾经完全控制唐朝的安西四镇，在这个阶段吐蕃是完全可以直接接触西域文明，在史料中记载吐蕃曾经联合突厥对唐进攻。

古格考古中出现此类甲片，应该是古格王朝对吐蕃甲制的继承。古格王朝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形成的，古格王朝的第一任王德祖衮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重孙。西藏地区还出现过一种铁甲叶编缀的护臂（膝）（图26），此护甲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方对此护甲认为是护肩或膝，给出大约的年代为公元15-17世纪，此护甲的甲叶下沿为波浪形，正中脊线部分有较大的甲叶，从风格上来看，与古格曲边甲叶是一种形式，此种甲叶极有可能就是西域风格甲叶在西藏地区的遗存.

图22 古格曲边甲片

图23 古格曲边甲裙

图24 古格曲边甲片

图25 吐蕃曲边甲片

图26 大都会膝盖甲

从1985年古格考古这种曲边甲片的出现，古格曲边甲的出现，无疑是吐蕃时代考古考古中的一项重大成果，至今国内文博界未见有对此类甲片做深度解读的论文，应是文博系统的焦点在武备系统中关注不多，所以此类甲片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

事实上古格这两类曲边甲片的出现，证明了吐蕃王朝在控制西域的时期，吐蕃的甲冑受到过于阗、粟特人、萨珊文化的影响，由于吐蕃文化的包容性，此种西域风格的甲片经历吐蕃王朝并延续至古格王朝。

唐时期天王造像、大英博物馆天王绢画、榆林窟毗沙门天王像中的云头形甲片，可以视作曲边甲叶的一些装饰性的异化，从核心角度讲，就是曲边甲叶中国化。由于受丧葬制度影响，中原地区考古尚无此类唐甲实物出土，但是古格地区出土的曲边甲叶，无疑证明了此类甲片存在的真实性，进而反映出敦煌天王像、宝鸡天王像的曲边甲叶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艺术家在进行壁画、塑像创造过程中异想天开。古格曲边甲叶的出现，也反映出吐蕃铁札甲和唐札甲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四、山文甲

由此，笔者认为《唐六典》中记载的“山文甲”应该是指由一侧为曲边的甲片编缀而成的身甲，以图25甲片为例，其侧面如同群山叠嶂（图27），此种风格的甲片造型异于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甲片，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唐朝在控制西域的时期，接触到此种风格的甲制，加之李唐王朝本身较为崇尚胡风，故迅速将此类甲纳入军制。笔者推测唐人为了区别不同于中原体系的甲，用曲边甲叶重叠之后类似山文的形式，故以“山文”称呼此类甲制。敦煌榆林窟025洞窟的毗沙门天王、南方天王像所穿的甲冑就应该是史料中记载的“山文甲”。

图27 示意图

笔者是在先收集到吐蕃此类甲片后，为了追朔其源头，开始大量查阅相关图像资料，由于古格、吐蕃资料较为稀少，很难得出准确的结果。笔者开始从唐壁画和塑像入手，发现唐毗沙门天王甲中大量存在云头形甲片，进而再追朔毗沙门天王崇拜的由来，然后对于阗和粟特、萨珊文化进行比对，逐渐厘清此种甲片的传播路径。

此类曲边甲片应该是西域文化对吐蕃、唐朝都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丧葬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制约，唐朝墓葬未能出土此类实物，只是将此类甲片通过图像、塑像得以记录，而吐蕃由于其文化的多元性，和地域特性对文化因子保留完整，这样的甲片得以在古格保存。也正是由于这样保存，笔者推测此类曲边甲片编缀的札甲应是唐史料中记载的“山文甲”，此类甲多用于仪仗、宿卫等，所以在唐天王像中大量展示此类风格的甲，唐代实战用札甲应该还是长乐公主墓壁画那种长条甲片形式。

当然这所有的推导都是基于唐王朝与吐蕃、西域广泛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做出思考，希望未来有更明确的考古证据能支持笔者这个推论。

参考资料：

《通典》杜佑卷一百四十八兵一

《太白阴经》李荃卷四《军械篇》

《唐六典》李林甫卷二十二少府军器监

《唐六典》李林甫卷十六卫尉宗正寺

不戒，原名龚剑，毕业院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系。2000年开始常年深入藏区收集各地区的藏刀、长矛、盔甲、火绳枪等，历史十余年确定了藏武备研究方向及理论框架，正撰写《藏武备》。近年从事古法刀剑复制和传统金工技艺研究工作。

《藏族长矛的传承》 2005年《轻兵器》

《戚家刀收藏与辨识》 2006年《收藏界》

《唐刀—大唐不灭的传说》 2006年《兵工科技》

《藏兵天下》 2006年《收藏界》

《藏族土司佩刀考》 2007年《时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