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几经波折，终于在崇祯十七年攻入北京。这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推翻了统治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明王朝。

三股势力形成了“三方博弈”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三股势力：一是在关外欲入主中原久矣的满清政权；二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三是明王朝残存的势力。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入北京后，便形成了一个“三方博弈”的局面。

明王朝的残存势力，包括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和江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占有优势的，但实际上，其内部是派别林立、斗志涣散，说他们是“一盘散沙”一点都不过分。其中，只有吴三桂这四五万人的军队，还算是具有一战之力。

正因如此，此时真正有实力逐鹿中原的，只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在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在这个时期，就整个社会的结构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仍旧是封建主义。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满清贵族，想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靠军事力量，还要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

基于这一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作为一个农民政权，想要长期存在下去，必须要向封建阶级转化，短时间之内转化不了，只能寻求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由此看来，风云变幻之迷雾笼罩下的核心，便是——满清和大顺，谁能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心，谁就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我们都知道，李自成农民军的起义口号是“均田免粮”。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李自成的政治纲领。

当时有民谣唱得好：“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言虽然粗俗，但却点明了大顺政权的内核，即“平均主义”。从好的方面来看，这在客观上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从坏的方面来说，这是打击、排斥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

正因如此，满清贵族多了一份助力。他们比大顺政权高明得多，拉拢、联合了大部分的北方地主阶级。吴三桂便是典型的例子。

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吴三桂，他的优先选择是归顺于大顺

吴三桂拥有明王朝的精锐部队，这一支部队战斗力强，素有“铁骑”之称。我们都知道，吴三桂在明朝末期，并没有向满清政权投降的意图，他依然积极部署兵力，坚持捍卫山海关的前线宁远。

吴三桂在大势已去，独自很难存活的情况下，接到来自于大顺政权和满清政权两方面的招降。初始他并没有轻易表态，但从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明朝大势已去之时，哪怕清太宗数次写信招降，吴三桂也并无向清朝投降之意。他的优先选择是归顺于大顺政权，而且相当有诚意。

从吴三桂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山海关，轻易地交给大顺军代守，以及文献中他的种种表现，便可以证明这一点。遗憾的是，李自成的权将军刘宗敏却籍没了吴襄之家，吴三桂听闻此消息后“不胜发竖”，认为“此诱我”，遂立即改变了态度，向清军投降。

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吴三桂，哪还管什么国家利益！至此，吴三桂便由降顺变为了降清，去享他“如山河之永”的富贵去了。

李自成虽然“责刘宗敏”，但为时已晚。正所谓“成王败寇”，李自成失败之后，便被一些人评价为“流贼”，更有甚者将他评价为“民族罪人”。事实上，这些评价都是有失公允的。民间还有一则更加过分的故事，丑化了李自成的形象。

被盗出土的明朝石碑，碑文重塑了李自成的形象

野史之中记载，李自成曾“煮杀”了福王朱常洵，将他的肉和鹿肉混合，赐给起义军分而食之，美其名曰：“福鹿宴”。

那么，福王朱常洵真的是被煮而死吗？答案是否定的。1924年被盗出土的《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上，明确地记载了福王朱常洵的生卒、册封，以及李自成攻克洛阳的具体日期，其中的内容颠覆了我们对李自成的认知。

石碑上记载，“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此即是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最终“与城俱亡”。随后，石碑上又记录了福王的尸体之所在：“ 葬邙山之原”。

由此可见，福王被李自成起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并不像故事中记叙的那样被煮杀，这也重塑了李自成的形象。而所谓的“福鹿宴”，也是对李自成的污蔑，纯粹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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