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以来，几起几落，终于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攻下北京城。但是进入北京城没有多久，他就急转直下、仓皇而逃，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说李自成部队进入北京后迅速腐败、军纪败坏，这是事实，但不是兵败的根本原因。难道明朝官员不腐败？而李自成的部队，还是从前的人马，难道他们从前不腐败，一进北京城就腐败了？几十万大军，从上到下的由“清”转“腐”，就像开水龙头似的那么方便？

根本原因是管理。李自成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更不用说管理国家了。

李自成征战多年，一直是打游击战，基本没有建立根据地。游击战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共同特别。所以，整个闯军上下，都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而从友军那里，也打不到可借鉴的经验。

在李岩投靠李自成的时候，曾提出过“以宛、洛为后距”的建议，就是把河南作为根据地来经营。

从长远考虑，这个建议是非常英明的：河南是当时灾荒最严重的地区，灾民众多，为起义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良好的舆论基础；河南地理位置正在中原腹地，进可攻退可守；河南的明朝藩王众多，而且富裕，民怨深重，人民对起义军怀有良好的预期心理……

李自成没有接受这个好建议。最直接的原因是，李自成的嫡系都是陕西籍，而李岩是河南人，地域观念产生了派系矛盾。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当时起义军众多，没有完成整合，彼此之间有很深的矛盾。比如号称“曹操”的罗汝才部队，比如后来建立了“大西国”的张献忠部队，都是实力强大，不可小觑。

曹军、西军与闯军是合作关系，但彼此虎视眈眈、跃跃欲试。闯军实力强大，别人只能臣服合作。如果闯军的实力一旦下降，罗汝才等人势必会有异动：分裂，或者干脆内讧，进而吞并闯军。

闯军的发展壮大很快，但是真正的战斗人员并不多，因为包括着大量的眷属。《东邪西毒》里有一句话：“谁说不能带着老婆孩子闯江湖？”在李自成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不光李自成，明末大部分起义军，都是带着老婆孩子、三亲六故甚至乡里乡亲一起的。

要以“宛、洛为后距”，就要分出一部分实力强劲的军事人员，驻守当地，进行行政管理。这当然是长久之策，但是在当下，不可避免地消弱了闯军的战斗实力。

李自成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结果就是东奔西走、声势浩大，却没有稳固的大后方，也没有治理国家与地区的经验。

等他来到北京，从上到下的腐败自不必提，更重要的是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有效的行政执行力。面对这样大规模的行政体系，李自成不愿意任用从前的明朝官吏，因为他们是他一向痛恨的贪官污吏；又没有自己的干部队伍，做不到及时把军事人才转为行政管理人员，导致内外交困，左右失措。

传说中的严刑追赃，除了部分将领的变态心理、血腥口味之外，也有缺乏管理经验的因素：除了打砸抢，李自成部下不知道如何能够聚敛财富。通过国家机器来收税？没听说过！

东征山海关，本来就是冒险之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多尔衮部队逼近山海关，给李自成造成了威胁。偶然中含有必然：李自成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之前，居然没有弄清敌军的动向！是国家情报机关失职？还是根本就没有成立情报机构？

战役的失败，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摧毁了本已岌岌可危的信念。从此，闯军在失败的道路上一溃千里，再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