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經濟文化類型變遷中涼山彝族教育的發展方向

【摘要】隨着涼山彝族地區社會的發展，可以把涼山彝族社會分爲三個不同地理空間對應下的三種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教育發展如何適應這些變化，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現在實施的涼山彝族地區教育發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不同經濟文化類型的涼山彝族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實施不同的教育發展方向是涼山彝族地區教育科學發展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涼山彝族;經濟文化類型;教育發展

教育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的發展必須隨社會文化的發展變遷而發展。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現代教育的發展，必須結合民族地區生存和發展的現實，結合傳統文化和語言環境的現實，充分考慮各少數民族羣體的需求，進而實施與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教育。本文將從環境文化變遷對學校教育的影響這一視角，對涼山彝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發展方向及其面臨的選擇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涼山彝族教育發展環境的變遷：經濟文化類型理論視角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認爲：“經濟發展方向和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各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特點，決定着他們的居住地和住房的類型，交通工具和搬運重物的方式，以及飲食和用具、衣服、鞋帽和裝飾等。”[1]涼山彝族人居住的環境制約了其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同時環境也給予涼山彝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可能。面對發展變化中的涼山彝族社會環境，其經濟文化類型只有隨之變化才能與之協調發展，才能促使彝族人合理利用環境資源，主動發展自己的經濟文化，同時保護和傳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1．新中國成立之初涼山彝族社會的經濟文化類型

涼山彝族地區溝壑縱橫、山巒起伏，平原面積很小，彝族人就居住在這羣山狹谷之中。基於新中國建立初期我國各民族的經濟文化狀況，經濟文化類型理論認爲我國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可分爲採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組、畜牧經濟文化類型組、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三大類。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又分爲山林刀耕火種型、山地耕獵型、山地耕牧型、丘陵稻作型、綠洲耕牧型、平原集約農耕型等六種類型。林耀華先生把涼山彝族地區歸爲“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山地耕牧型”。他對山地耕牧型的描述是：“從事這一類型生計的民族，多在山區經營旱作，種植小麥、蕎麥、青稞、玉米、馬鈴薯等耐旱耐寒作物，同時擁有牛、羊、豬、雞等畜禽。他們的牛、羊多在村舍附近的山坡上牧放，豬、雞鴨等沒有專用的棚圈。這些民族的住房多系土牆木頂，但房屋的承重部分是牆中的木架，土牆只起到禦寒和隔離的作用。火塘設在屋內，不少人還樂於把家畜圈在居室裏過夜。在這個類型裏，宗教信仰呈現出紛紜複雜的景觀，但積澱在藏傳佛教和各種基督教教派之下的應是較爲原始的自然崇拜。”[2]全面描述了涼山彝族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狀況。

2．涼山彝族社會經濟文化類型的發展變遷

涼山彝族傳統社會獨特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孕育了山地耕牧型經濟文化類型。涼山彝族地區生產的發展受奴隸制社會制度的限制，長期以來封閉落後，成爲“化外”之地。民主改革之後，打破了奴隸制，生產力得到解放，涼山彝族社會經濟文化類型受到強烈的衝擊，但主要的衝擊在社會組織形式和各種典章制度及意識形態方面，處於基礎地位的生態環境和生計方式的變化仍然很小。改革開放之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涼山彝族社會經濟文化形態有了一定的改觀和發展。

筆者以涼山彝族地區居住的地理環境爲基準，把涼山彝族社會分爲三個層次三種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住在山上的“山地耕牧型”，住在山下的“丘陵稻作型”和住在城鎮的“城鎮經濟文化類型”。前兩類屬於“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

(1)山地耕牧型。在涼山彝族社會經濟文化類型中，山地耕牧型是其主要的經濟文化類型，其他經濟文化類型是在山地耕牧型類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山地耕牧型經濟文化類型的保持意味着很多彝族人居住環境沒有得到變遷，屬於此種經濟文化類型下的生計方式也還繼續發揮着功能。在居住環境方面，由於樹木被大量砍伐，退耕還林、還草緩慢，再加上亂開濫採礦產資源，致使居住地生態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處於山地耕牧型的羣體時常受旱災、水災等自然災害的侵襲。使用的生產工具仍然是鋤頭加牛耕，不同的只是化學肥料的大量使用。人們對資源的過度利用致使居住環境惡化，很多彝族人即使搬到海拔低一點的地區，仍然沿襲山地耕牧型經濟文化類型的生產方式，使得涼山彝族社會山地耕牧型經濟文化類型更具典型性。

(2)丘陵稻作型。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在涼山彝族社會文化類型結構中所佔的比重很小。新中國成立之初，只有住在安寧河谷的部分彝族人從事水稻耕種。涼山彝族地區新近成爲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的彝族人，是住在山上的一小部分彝族人搬到山下漢族地區居住而形成的。這一小部分彝族人居住環境得到徹底的變化，生產方式也隨之變化。在新的環境中，他們開始種植水稻，房屋逐漸採用土牆瓦房建築結構，負重方式由背改爲挑，飲食習慣也有些改變。這部分彝族人在彝族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影響下，有了一些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的特點。

(3)城鎮經濟文化類型。涼山彝族地區城鎮經濟文化類型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發展的經濟文化類型，是涼山彝族地區現代化、商業化的產物。新中國成立之前，涼山彝族社會幾乎沒有城鎮居民。新中國成立之後，隨着各縣市城鎮的建立，一小部分彝族人首先到城鎮各級機關單位工作，隨着民族幹部的成長和培養力度的加強，在城鎮各個國家機關單位工作的彝族人越來越多，很多家屬也隨之搬遷到城鎮，城鎮彝族人呈逐漸增多趨勢。改革開放之後，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彝族人開始學習經商，特別是彝族幹部家屬和城鎮周邊的彝族人。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城鎮彝族人與日俱增，結構多樣，開始形成彝族城鎮經濟文化類型。

二、涼山彝族社會對教育的需求

馬斯洛在《人類動機理論》中指出，人的需要從最低層到最高層排列依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認知的需要、審美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最底層的需要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一個完整的人，當滿足低一級的需要之後，纔有更高一層的需求，一直到最高層“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但是“一個新的需要在優勢需要滿足後出現的過程，決不會是一種突然的、跳躍的現象，而是緩慢地從無到有，亦即只需獲得相對的足，高層次的需要便會凸顯出來”。[3]在實現各層級需要的過程當中產生的一切動機和慾望都是圍繞當下層級的需要而產生，進而支配着人類的行爲方式。在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下，涼山彝族地區各類羣體的需求也不同，特別是在教育需求上的差異非常明顯。下面筆者將以需求理論來分析上述經濟文化類型的變遷對涼山彝族教育的影響。

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的涼山彝族人正在爲滿足第一層需要“生理需要”而奮鬥。生理需要層級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強烈的需要。涼山彝族地區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還沒有得到保障，特別是處於山地耕牧型的大多數彝族家庭。山地耕牧型的生產內容主要包括“耕”“牧”。山地耕牧型生產方式的性質決定了對孩子勞力的需要，對於住在山上的很多比較貧困的家庭來說，讓孩子回家幫忙成了最好的選擇。他們往往根據自己的觀察，留下一個或兩個在家當勞力，選擇的結果往往是女孩。比較普遍的辦法是讓每一個孩子去學校試讀，成績較好的留下，成績不好的就以不適合上學爲由，堂而皇之地讓他(她)們回家勞動。顯然，這麼小的孩子是很難看出是否適合上學的，這也是無奈之舉。根據火舉才先生的調查，“越西縣古二鄉洛木村洛木組阿西克古，一家五口人。……房屋是不到60平方米的泥巴小屋，所有家產加起來不到500元”。[4]筆者在昭覺縣比爾鄉調查，遇見一位彝族中年人，他很自豪地告訴我：“我今年的收入差不多排全村的第一二名，5000多塊錢。”這位“成功”的農民是用家裏的糧食餵了兩頭豬，分別賣得3000元和2000多元錢。

涼山州共有17個縣市，有11個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其他5縣和西昌市仍居住着很多貧困的彝族人。從整體來看，地區發展不平衡，2011年GDP前5位的西昌市、會理縣、會東縣、冕寧縣和鹽源縣，GDP總量爲694．5億元，約佔全州GDP的70%。而如果按地區來算，安寧河流域六縣一市生產總值724．9億元，佔全州的72．5%;“西昌經濟圈”實現生產總值408．8億元，佔全州的40.9%;而彝區和藏區總共實現生產總值292．5億元，僅佔全州的29．3%。[5]如果從經濟類型來劃分，必然是山地耕牧型地區比丘陵稻作型和城鎮經濟文化類型經濟比重小了許多。即使是丘陵稻作型的彝族人，也有很多還是沒有滿足生理需要層的需求。涼山彝族地區即便是經濟條件相對好些的家庭，經濟基礎仍然十分脆弱，如果家裏有人生病，那就真是“一病回到三年前”。處於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的廣大彝族地區，在還沒有滿足最底層需求的經濟狀態下，人們最強烈的需求就是生理需要層級的滿足，教育只能爲這個需求服務，基本不考慮這個需求之外的其他教育投資。學校教育是個長期的、不能保證成功的投資，一旦希望變得渺茫，他們很容易馬上停止投資。大量彝族學生輟學的原因就在於此。

一部分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和城鎮經濟文化類型的彝族人基本脫離第一層需要，正在追求第二層或更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變得最強烈，所謂安全的需要是指諸如“安全，穩定，依賴，保護，免受恐嚇、焦躁和混亂的折磨，對體制的需要，對秩序的需要，對法律的需要，對界限的需要以及對保護者實力的要求等”。[6]他們對這些安全的需要考慮得越來越多，對安全的考慮就會越全面，需要安全的工作和安全的生活環境，避免危險、失業，老有所依等。所以他們需要安全、穩定、有保障的工作，他們要求子女在體制內找工作，甚至阻止子女做體制外的事情。考上國家體制內的工作崗位成爲絕大多數彝族人的嚮往。在國家體制內得到一個工作意味着將滿足第一層生理需要層級和第二層安全需要層級，之後的需求層級如社交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會變得越來越強烈。涼山彝族地區城鎮經濟文化類型中的很多彝族年輕人，只有在體制內找到一份工作後纔開始考慮婚姻，除非他(她)們提前得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滿足。解決了工作和婚姻之後，他們開始渴望有成就，渴望名聲、榮譽，渴望得到尊重，甚至追求最高層“自我實現”的層級。涼山彝族地區在城鎮經濟文化類型地區，超出了生理需要層級的這個羣體不求孩子給予自己物質上的回報，要求教育首先爲滿足安全需要層的需求服務，在體制內找一份工作成爲教育的終極目標。爲實現這個目標，學校教育必須要讓孩子順利升學，最後上大學。城鎮經濟文化類型環境下的彝族人不會輕易放棄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資，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投入子女教育。

三、涼山彝族地區辦學效益面臨的挑戰

國家政策支持彝族地區實施雙語教育，但由於各種原因，涼山彝族地區的雙語教育幾起幾落，發展至今，絕大多數彝族地區由於積重難返，雙語教育幾乎流於形式。課程內容統一採用人教版教材，甚至沒有反映當地彝族文化內容的鄉土教材，彝族文化讀物更少。雖然彝族教師的數量越來越多，但全部都用漢語普通話作爲教學語言，課堂上很少用到學生的母語。涼山彝族地區教學質量相對低下，辦學效益較差。

涼山彝族地區學校教育在造就了不少各層次彝族人才的同時，伴隨着數以萬計學生的流失和復盲。考上大學的這部分人在層層的大浪淘沙中，付出了比常人更艱辛的努力。大學畢業以後，彝族人能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很少。除去從事和彝族相關的工作外，在其他崗位工作的彝族不多。理工類人才很少，真正的彝漢雙語兼通人才更少。

在涼山彝族地區，大多數學齡兒童都進過學校，但讀完小學、初中或高中的學生仍然不多，能夠考上大學的人更少。涼山彝族地區小學入學率普遍比較高，2011年，涼山州“學齡兒童入學率97．1%，其中少數民族學齡兒童入學率97.5%”。[7]但是輟學率也非常高。筆者在涼山州Z縣調研期間，發現有的學校學生和老師的人數差不多。輟學率較高的現象涼山彝族地區持續了幾十年。筆者也經歷了同樣的歷程。筆者在剛進小學一年級時，教室裏擠滿了人，多數同學三個人擠一張桌子。到了小學畢業，只剩下7個人，這7人當中，只有4人上初中，最終只有筆者1人上了高中。

大多數彝族孩子輟學的主要原因是學習成績差。涼山彝族地區學校文化很少向周邊的彝族社會輻射，也沒有吸收彝族文化。對於剛入校的彝族孩子來說，學校是陌生的，他們一開始就面臨對學校環境的適應、對學校生活方式的適應、對老師的適應等問題。然後，他們將面臨語言的障礙導致的學習上的種種困難、文化衝突帶來的無所適從、對自己語言和文化的擯棄導致的一系列心理問題等。顯然，面對這麼多壓力、困難和問題，讓他們都一一克服是很艱難的事。許多彝族孩子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輸了，之後的學習其實是一種不甘心的堅持，隨後，逐步被學校教育淘汰。

絕大多數彝族學生被學校教育淘汰之後，要麼外出打工，要麼又回到了彝族社區，很快他們將面臨兩難的境遇：既不能適應打工者的生活，也不能適應農村生活。他們在學校既沒有學到在當地生存的知識，也沒有學到在城市生活的本領。在長期的學校寄宿制生活中，他們的生活方式被改變了，他們反而適應不了彝族社區的生活。他們沒有在家鄉勞動生產的知識和技能，甚至失去了在家務農的體能，可謂“勞動不如兄長，做飯不如嫂子”。雖然他們很嚮往到城市打工，但是幾年低質量的學校教育還是沒有讓他們克服語言的障礙、文化差異、生活方式和行爲習慣上一系列的問題。他們無法融入城鎮生活中，對自己民族的文化反而有了很多缺失。

四、涼山彝區教育必須適應涼山彝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涼山彝族地區的教育發展要直面當地社會經濟文化類型不斷發展變遷的現實，選擇適應當前涼山彝族社會各類經濟文化類型的教育發展方向，爲涼山彝族各種經濟文化類型社會提供人才支持，以適應和服務涼山彝族地區社會的發展。

目前涼山彝族社會以山地耕牧型經濟文化類型爲主體，這就意味着佔主體的彝族人口還沒有在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方面得到滿足，學校教育要爲這個基本的需求服務，學校教育要成爲謀生的準備。要滿足這個需求，學校教育首先應該提供全國統編教材以使學生獲得現代化的知識。同時更應該設置彝語、彝文化課程使學生能夠學習和傳承傳統文化，以獲取在當地生存和發展的技能。來自山地耕牧型的彝族學生沒有漢語語境，彝族語言和文化教育內容更能照顧民族情感、慰藉民族心理，可以讓更多的彝族孩子適應學校生活。同時，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和方法，學習自己熟悉的生活知識，順應了孩子的認知發展規律，使學校教育變得越來越容易，從而能夠真正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面對山地耕牧型經濟文化類型的生活現實，學校教育中實施彝漢雙語教育是必然的選擇。

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的涼山彝族社會，雖最底層的生理需要層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得到滿足的比例仍然很小。他們的需求是在不影響生理需要的前提下追求安全需要，他們對教育的投資比較有限，一旦教育回報比較渺茫，他們也很容易不再堅持這項低迴報率的投資。這個羣體既需要面向彝族地區的教育內容，也需要面向城市的教育內容。因此，丘陵稻作型的涼山彝族地區學校教育也需要彝漢雙語教育，特別是彝語文教學。丘陵稻作型的語言環境多爲雙語環境，只有兩種語言同時教學，才能符合彝族學生身心發展規律，促使彝族孩子全面健康地發展。只有認知得到全面、健康發展的孩子纔能有更深、更廣的發展可能。我們應根據丘陵稻作型的環境來決定實施一類模式還是二類模式雙語教育。城鎮經濟文化類型的彝族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就是希望孩子能夠在學校教育中層層升學，然後考入大學，最終在體制內找到一份工作。因此，優質教育是城鎮經濟文化類型的彝族人強烈的需求。面對城鎮商業化社會，他們強烈需要學校教育提供漢語、漢文化，提供現代化的知識，提供爲在城市工作生活作準備的教育內容。他們對學校教育的質量具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彝族人在努力適應城鎮生活模式的同時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彝族文化的影子在城鎮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他們在城鎮中做宗教儀式，他們穿着披氈在城鎮商業區穿行，彝族特色飯店鱗次櫛比……。

這是一種獨具彝族特色的城鎮經濟文化類型，一些優秀的彝族文化也需要他們在商業化的城鎮中保留和發揚。學校教育作爲文化傳承的主陣地，需要彝族文化內容的教學。作爲彝族人，他們需要彝漢雙語的共同優勢，他們要求代表一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得以保留和發展，所以實施二類模式雙語教育是他們對教育的需求。

參考文獻

［1］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2］亞伯拉罕·馬斯洛(許金聲等譯)．動機與人格［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火舉才．探訪五個國家級貧困縣［EB/OL］．http：//blog．ce．cn/html/14/115014－1011369．html，2012/12/28．

［4］涼山州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涼山調查隊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tjj．lsz．gov．cn/shownews．asp?newsid=159，2012/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