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兩千年帝制時代，王朝的更迭如走馬觀花般頻繁，真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臺”。透過歷史現象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大割據時代過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強力的王朝一統江山，而這個強力的王朝卻不能維持太久的時間就會被一個新興的王朝所代替。

例如大秦歷經七代君主奮發圖強，終於在公元前221年掃清六合，結束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割據狀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然而大秦帝國卻好景不長，僅僅在十五年後就湮沒在歷史的潮流裏。

但在秦朝之後建立的大漢王朝就十分長壽，從公元前202年劉邦建國，直至公元220年東漢獻帝禪位曹丕，雖說中間有幾年被王莽所篡，但總體上大漢帝國仍然綿延了400餘年之久，真可謂”帝業永祚“。

高祖劉邦

隋唐同樣如此。公元589年，文帝楊堅一統江山，建立隋朝，結束了300餘年的”南北之亂“。然而37年之後，大隋的宮殿玉宇便被付之一炬，隋王朝也同秦朝一樣，成爲了青史裏的短命王朝。

衆所周知，隋王朝之後的大唐帝國可謂是中國帝制時代最強盛的帝國之一。從公元618年李淵立國到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大唐綿延289年之久，期間更是出現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這樣使中國人引以爲傲的盛世美景。

高祖李淵

由此我們發現了文章開頭提到的一個規律，即在一個大混亂時代之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強盛的王朝，而這個強盛的王朝卻總是短命的，馬上又會爲另一個強盛的王朝所替代。我們不禁發問，這卻是爲何？

王朝的滅亡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現象，其中牽涉了賦稅難題、少數民族叛亂及宗室外戚作亂等諸多因素。可以說每一段短暫而強盛的王朝覆滅既包括必然原因、也有着諸多的偶然因素。每一段覆滅裏的每一個因素都可以拿出來單獨成文且精彩異常。

而筆者今天在這裏要解讀的是一個歷史的規律，是現象背後的一個本質原因，經過思考，筆者將之歸結於一點——”體制的不成熟“。

我們知道， 伴隨秦王朝建立的，還有一項重要的中央官制，即著名的”三公九卿“制，同樣，隋朝的建立還伴隨着”三省六部“制的成型。王朝建立伊始，真可謂百廢待興。經年戰亂之後急需恢復的農業耕作，帝國邊境防禦體系的建立、還有新政權宮殿御宇的興建，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一套行之有效且是高效的體制運作，體制的運作更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

然而新君立國不久，政權根基尚不穩固。舊時存在的割據勢力的殘餘、國家外部面臨的少數民族作亂隨時都有可能成爲點燃熊熊烈焰的火苗，可以說政治運作只要稍稍急切，這些問題都會被無限放大甚至聯結成片，以至造成最後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衆所周知，秦王朝嚴刑峻法，始皇嬴政更是歷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大秦建國之後便面臨着北部匈奴民族的威脅，於是始皇遣大將軍蒙恬帶軍30萬駐邊。除此之外，北境長城的修建更是遣民工百萬，著名的”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便發生於斯。同時，金碧輝煌的阿房宮的修建也動用了大量的民工。試想，30萬大軍糧草的押解及百萬民工的徵調需要動用多少的行政資源？如此高壓的政治任務，新建立不久、職權分工甚至尚不明確，官僚配置尚不齊全的體制如何能夠消受得起？

阿房宮

於是，操之過急的體制運作終於釀就了重大的政治災難，面臨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機，秦王朝的統治者用的是鐵腕手段——”失期當斬“，嚴酷的刑罰終於使民衆的怨氣積累成勢。陳勝吳廣、昔日楚國舊勢力（項羽）和劉邦以及全國各地諸多勢力皆揭竿而起，強盛的大秦帝國終於承受不住，成爲了市井百姓茶餘飯後的消遣談資。

隋朝的情況大體相似，煬帝徵高麗、京杭大運河及大興宮的修建等高強的壓力同樣將尚未完全成熟的體制壓垮，隋王朝覆滅的結果便可想而知了。

秦之後的漢、隋之後的唐則充分汲取了前朝滅亡的經驗，給予了新體制成熟運作充分的過渡時間。漢唐立國之初，無論是”文景之治“還是”貞觀之治“，大體都採用了”無爲而治、與民生息“的政治策略，在國民經濟充分恢復、政治體制運作基本穩定的時候，這些王朝才騰出手來充分處理拓土御邊、宮殿修建等問題，這也才成就了漢武帝、唐玄宗等一代”雄主“。不難發現，直至民國、當代，這個規律仍在發揮作用。

上述觀點只是是筆者個人的一點見解，由於水平有限，難免存在不夠徹底、不夠全面的問題。因此歡迎各位讀者朋友批評指正，筆者也非常樂於與諸位談今論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