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開腦洞的題目，雖然聽上去有些荒謬，但在回答的時候實際上也能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重新梳理一段歷史。就題目而言，我認爲，即使藍玉選擇造反，也沒有絲毫勝過朱元璋的可能。

在每個王朝剛剛建立之初，我們幾乎都能看到一些戰績逆天的武將，這主要與這些朝代建立時所經歷的動盪與戰火有關。

譬如明代，就有着不少這樣的“牛人”，比如常遇春，比如徐達，比如後來被剝皮滅族的藍玉……

與徐達和常遇春相比，藍玉的結局可以稱得上慘不忍睹，常遇春和徐達雖暴病猝死，但終究澤披後人。

可藍玉不僅本人被處以極刑，其黨羽更是被捕殺殆盡，在朱元璋近乎於株連的殺戮下，這場叛國大案最終牽連人數達一萬五千人。

但問題也來了，藍玉的黨羽真的有那麼多麼？

答案是否定的。

朱元璋在藍玉案後，曾經下旨將所有案犯的供詞集成一冊，名爲《逆臣錄》。厚厚的一本供狀材料啊，看上去似乎鐵證如山，但如果仔細研究這本《逆臣錄》就會發現，不少被株連的所謂“逆黨”，供詞其實錯漏百出，就此來看，藍玉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能量來糾結叛亂。

在古代，想要謀逆作亂到底需要什麼呢？某位黃袍加身的殿前都點檢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樣板。陳橋兵變雖然是趙匡胤以武臣身份篡奪後周柴氏皇位，但這次篡位並不是簡單地起兵謀反那麼簡單。

他需要先假借軍情，將後周禁軍部隊的指揮權騙到自己的手裏，然後利用自己在軍中的威信，壓服內部不協調的聲音，反攻京師，在後周朝堂主弱臣疑的狀況下搶奪皇位。

這既需要利用朝廷軍制的漏洞找到合適的謀反時機，也需要用“主少國疑”來說服衆人支持自己。趙匡胤雖然做到了，但對於此時的藍玉而言，這兩個條件他都不滿足。

藍玉案發生的年代是公元1393年，此時的明朝已經逐漸走向正軌，尤其是五軍都督府的設立，更是成爲掣肘武將擅權謀反的關鍵。

1380年，朱元璋改樞密院爲五軍都督府。所謂五軍都督府，是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都督府的簡稱，如果從結構上來看，相互之間沒有太過明顯從屬關係的五軍都督府，簡直是一朵奇葩。對於五軍都督府而言，軍隊的協調，戰事的部署，都是問題。

但事實上這也是朱元璋的高明所在，彼此掣肘、互相制約的五軍都督府，在這之後逐漸成爲了兵部之下的任務執行部門，而原本被封五軍都督府最高長官的徐達、常遇春等人，也逐漸喪失了原先的軍權。

可以說，這一制度是確保明初功勳武將無法擅權的關鍵，雖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明朝軍事指揮的連貫性，但隨着兵部的介入，這一缺陷被逐漸彌補。

如此一來 ，叛亂的第一個要素就不再成立了，在五軍都督府的掣肘下，藍玉實際上已經很難調動麾下軍隊爲他自己效命。

更加現實的問題則與朱元璋有關。

雖然藍玉被稱爲當世名將，但事實上布衣天子朱元璋也不是長於深宮的守成皇帝。

宋太祖趙匡胤之所以能奪取後周天下，最大的關鍵不是他的個人威望，而是周世宗柴榮已死，坐在皇位上的變成了一個孩童。可以說，如果周世宗未死，趙匡胤可能會一直穩坐殿前都點檢一職，直到告老還鄉。

而藍玉的問題也是如此，在朱元璋和他手下一干老臣都健在的時候，藍玉的謀反之路其實就是一個死衚衕，先不說他麾下士兵是不是會爲了他去反叛明朝開國皇帝，就光是他自身的威望也難以服衆。

雖然不少人認爲，藍玉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名將，但實際上他的崛起其實遠遠晚於元末起義時那幫勳貴。

不說徐達、常遇春這種BUG型的武將，就連朱文正、沐英這些因爲與朱元璋沾親帶故而被低估的老將，也絲毫不遜色於藍玉。

在這種情況下，就光憑藍玉捕魚兒海擊敗北元的功勳就想將明朝推翻，實在是有不自量力之嫌。

總體而言，在已經逐漸制度化的明朝朝廷權力結構下，依靠個人威望就能說服手下士兵一同謀反已經成了一種妄念，在五軍都督府這一制度的掣肘下，軍隊的掌控權已經被朱元璋牢牢把控。

而朱元璋本人，更不是朱允炆這類長於深宮的皇帝。若藍玉真的不顧形勢執意謀反，那麼明朝可能會因此而傷到一定的元氣，但藍玉本人可能會比之前死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