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爲哪些行業提供了商機？

自科舉制度創立後，不僅爲讀書人提供了進身之階，還爲許多人創造了謀生的機會，解決了衆多人的生計問題。隨着科舉制度的不斷發展，科舉取士的影響不斷深入人心，社會上也不斷出現了一些服務於科舉考試的新行業。

隨科舉而衍生的新行業中，有爲兒童編印啓蒙書，爲生童刊刻教材，爲應試者選編、刊刻程文的；有爲應試者占卜、算命的；有專門承辦科場舞弊的中間人，捉刀代筆的職業槍手，等等。總之，教育業、旅店業、交通業、商業、飲食業圍繞着科舉大發其財，越來越多的人靠喫科舉這碗飯而生存。

一

最先投入到爲科舉服務的行業當屬文化教育方面的人士。在科舉時代，各類各級學校的教育都要圍繞科舉考試這一中心，特別是明清以來，不僅地方儒學完全納入了科舉的軌道，就連社學、義學、蒙學也都把配合考試作爲教育的主要內容。

清代的許多書院也把教育重點向科舉考試方面轉移。許多塾師、義學之師把對兒童的啓蒙教育作爲自己的職業，儘管收入不豐，但也算可以度日。清初還規定：“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免其差役，量給養贍。”

隨着讀書人的增多，編寫啓蒙讀物、收集彙編應試範文的人也多了起來。宋代以來，有許多社會知名人士或教育家、學問家親自動手編撰蒙學教材，如朱熹、呂祖謙等。流傳極廣的《三字經》據說是南宋大學問家王應麟編撰的。

宋以後，參與編撰蒙學教材的人越來越多，而各種蒙學教材也相繼問世，如《弟子規》《名賢集》《神童詩》《性理字訓》等。八股文盛行後，又有教兒童寫八股文的教材出現。

爲了幫助士子應試，取得好的名次，一些人專門講授如何調節臨場心理。明代的王守仁可謂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曾撰文告誡應試者：“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並且總結了一套調節方法，涉及起居、飲食、學習等各方面。

與教育界同時爲科舉服務的還有印刷行業。宋代的雕版印刷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除了科學技術發展的原因外，社會的需求，即科舉應試者人數猛增造成了對書籍需求量的大增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爲了適應解試、太學國子監公試、省試之需，國子監印刷了大量的書籍，那些進入國子監讀書的士子，目的是應試，他們與鄉、貢進士一起，是書籍的主要購買者。

由於宋代進士科考試內容十分廣泛，所以從《千字文》《百家姓》一類的啓蒙讀物，到事關朝代興替、政治得失、制度沿革，乃至國計民生方面內容的書籍，皆屬士子考試關心之列。而坊間之敏銳，使其抓住了這一商機，凡有助於考試之用書，無不乘機刊行。

二

旅店業每逢開考之年也可大發其財。自唐代始，士子進京趕考，不僅要沿途住店，而且還要在京師找到臨時住處。因此，各地通往京師的主要交通要道都會有許多旅店或廟宇供士子們居住。

宋代以後，參加科舉考試的人越來越多，接待士子的客店、寺院生意也越來越紅火。不少農戶也接待應試士子。如明景泰五年甲戌科狀元孫賢，就曾在應試途中投宿一民家。清代的京城，在貢院附近有不少公寓供士子們租用，這些事先準備好的房子，都貼上“狀元吉寓”等字眼，以吸引士子來租用。

此外，在貢院附近還有許多衚衕也取了與科舉考試有關的名稱。如鯉魚衚衕，有鯉魚跳龍門之寓意；筆管衚衕，舉子做文章要用筆，筆正心正，筆管條直；方巾巷，明代舉子都戴方巾，來京會試，在京買頂方巾戴。

商人在大比之年更是要賺錢的。士子們在趕考期間，總要有數月時間在外，各種消費都會給商人帶來商機。生意最紅火的當屬飲食業，畢竟民以食爲天，商家抓住世人對科舉特殊關愛的心理而大做文章，諸如“狀元酒”、“狀元粥”一類的產品相繼上市。

至於其他方便則看商家的本領，只要有辦法引起士子們的興趣，他們在此時是不會吝惜銀子的。清代時每逢科舉之年，京師的商業則倍加繁榮。《燕京鄉土記》有詩云：

緞號銀樓也快哉，但能管事即生財。

休言刻下無生意，且等明春會試來。

方術之士算是科場外賺錢最容易的一批人了。宋代以後，士子占卜之風越來越盛，方術之士也就越來越多，每逢開考，不僅心中無數的士子要占卜，心中有數的也要占卜；不僅富裕的士子要占卜，生活貧困的士子也要占卜。

槍手的出現，完全是科舉制的產物。槍手之活躍，在明清時期已成爲人所共知的祕密。特別是在清代，大有防不勝防的趨勢。槍手主要是活躍在童生試和鄉試的考場中，尤以童生試爲最。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除童生試和鄉試的管理遠不及會試嚴格外，更主要的則是僱主和槍手的利益所使然。

在僱主方面，多爲學藝不精之士子，而又想獲得功名，便急於尋人代考；在槍手方面，多系生員或舉人，因未能入仕做官，便想借此機會賺些錢財，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槍手以賺錢爲目的，這在清代的許多案例中都表現得非常突出。幾乎每一屆童生試、鄉試都會出現槍手代考的情況。

三

民間手藝人也把目光盯住了考場。宋代有爲狀元加工鍍金魁星杯盤者，明代有繪畫、刊刻魁星圖者，清代有做泥塑小魁星者。還有相當一批石工、木工、雕刻工，則爲進士、舉人建牌坊，刻匾額。據《績溪縣誌》記載，僅安徽績溪一縣就有明代所立科舉牌坊68座。這些牌坊無疑要花費相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以此謀生的石工、木工也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