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重视农事与粮食，赐泰顺这几位农民“劳模”八品顶戴

雍正皇帝赐泰顺农民“劳模”八品顶戴

陈能雄/文

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以社稷代指国家说明农业是国之根基。毕竟“民以食为天”，特别是战乱、疫情等灾荒时期，粮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创造经济财富的重要角色，历来开明帝王都很重视农民。如清雍正年间，泰顺等地有一大批农民被钦定农官授八品顶戴，从当时泰顺的社会状况来看，这个举措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激励着人们辛勤农耕，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康熙前期，泰顺农田大量荒芜

清初，泰顺战乱频仍，海寇滋扰，民力凋敝。清廷为了对付台湾郑成功父子的抗清力量，从顺治十八年开始颁布“迁海令”，勒令濒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坚壁清野，以切断抗清军队与内地居民的联系。这个“迁海令”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才废除，很多人背井离乡，舍弃赖以为生的农田，东南沿海的农田大量荒芜，民居毁坏，泰顺也多少受到波及。

康熙八年，浙江巡抚范承谟奉命来泰顺勘荒，一路上有士民陈言时弊。范承谟亲自到县城郊区勘察，只见满目荒芜，心生悲悯，城郊尚且如此，更别说偏远山区。他在《行田诗》中写道：“每值遥途全梗塞，忍看比屋半流亡”，可以想象当时泰顺城乡的萧条景象。

按雍正《泰顺县志》记载泰顺建县初期的明成化十八年（1482），泰顺有官民田地共计89172亩。清初全县额定的官田地、大民田、民地园塘、民田、金乡卫军屯田、人民带种屯田，共计93968亩，经范承谟等人勘察，实存官民田地只有67518亩，大约有四分之一荒芜。他回到杭州后，奏请免除泰顺拖欠的田赋1640余两，民困稍解。

然而，赋役之外还有岁例，州县地方官新上任时，红衣轿伞等五花八门的费用，摊派到泰顺农民身上，每亩田大约需要征收银子一两以上。另外，一些朝廷派修海船的费用，也取自民间。苛捐杂税压得泰顺农民喘不过气来，农田反而成为一些家庭的负担，好的粮田贱卖到每亩一两银子，山田仅卖六七钱，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肯开荒复垦呢？当时，泰顺吴兆英等有志之士为解救民困，勇作扑火之飞蛾，于康熙三十五年、三十九年两次叩开浙闽总督的大门，谏请废除岁例。

后来，康熙帝施行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垦荒，泰顺的农业生产开始复苏。

六位泰顺农民被题授八品农官

到雍正时期，泰顺连年丰收，除了因遇到风调雨顺的好气候外，还与雍正帝胤禛（zhēn）重视农事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在胤禛还是雍亲王的时候，就以自己与福晋为“模特”，命人绘制了一组《耕织图册》。在画中胤禛和福晋装扮成农民农妇模样，做浸种、耕、耙耨、耖、布秧、淤荫、拔秧、插秧、灌溉、收刈、舂碓等农事，每幅图上都有胤禛的亲笔题诗。

胤禛把《耕织图册》献给康熙皇帝，赢得一个亲民爱民的好印象。胤禛登基为帝后，实施了一系列激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劝农谕》中说：“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廑念民依。重农务本……悉心相劝，并不时咨访疾苦者，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只要是妨碍农业生产的弊端，雍正都设法革除。

在雍正的众多劝农措施中，有一项破天荒的创举，就是施行“八品农官”制度。雍正二年（1724），雍正通令各州、县、卫、所，每年推举一位终身力田、勤劳简朴、身无过犯的农民，授予八品顶戴，以此鼓励农民勤劳耕作，这与当今表彰劳动模范的政策相似。这一年，罗阳东隅人潘光焕被授予八品顶戴，他为人忠厚谨慎，终身勤于稼穑，没有一事涉及官司。他还时常劝乡邻勤俭务本，教导子孙以农为本，不要弃农从商。

此后，从雍正三年到雍正七年，泰顺池村（今司前）人陶有增（《分疆录》记为“陶友曾”）、泗溪人林君裕和郑若尊、下洪贝谷人徐国俊、戬州人吴惟铭相继被题授八品农官。农官虽然不是实职，但品级相当于县丞、教谕。明清时期，泰顺有些寒窗苦读、品学兼优的贡生授职县丞、教谕，时运不济的，可能终身未获一官半职。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种了一辈子的田，有一天能获得“八品冠带”，也是件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在这些泰顺农民“劳模”中，有的不仅是种田能手，还善于观测天象、辨识土质。如陶有增、吴惟铭从小就学习农耕技术，在长期的种田实践中，能预测气候变化，熟悉不同农作物的习性，善于选择适宜的土壤进行栽种。他们耕作顺天时、尽地利，增产增收，乡民都向他们讨教种田经验。

朝廷推举农官，是奖励勤劳务农之人，也是树立一个道德模范，以宣化民风民俗。优秀的“劳模”，不单以身作则，还会教化乡邻。如林君裕时常向村民宣讲乡规民约，他教导两个儿子，出门要拿着农具，回家要捧卷读书，真是“耕则可以养身，读则可以荣身”。郑若尊的三个儿子都入学读书了，功名在望，还时常督率他们下田干农活，谨守本业。

“劳模”身上总会闪现出许多闪光点。如陶有增种田致富，慷慨仗义，遇到灾荒之年，开仓放粮，接济贫民；徐国俊敦亲睦友，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受乡民敬重；吴惟铭秉性刚毅，勇于为善，友爱兄弟，愿意把自己辛劳所得家产分给兄长。

这些泰顺“劳模”把辛苦劳累的农耕生活，过得怡然自适，如陶有增“一生闲闲桑亩以终”，林君裕“逍遥耕凿”……他们热心于乡土文化，雍正七年（1729），县里刊印《泰顺县志》，潘光焕、陶有增、林君裕、郑若尊、徐国俊五位农官慷慨捐修。

劝农学圃成为一时风气

雍正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期间，署理或者担任过泰顺知县的杨正弼、朱国源、陈先登都以农事为先务，除了积极向朝廷举荐农民劳模外，还时常下乡殷勤劝农。朱国源在泰顺任职期间还留下八首《劝农歌》，第一首是：

天子重民瘼，宵旰深忧勤。

躬先耕耤田，宣谕尤慇慇。

为尔祀田祖，为尔报农勋。

司牧胥仰体，遐迩悉听闻。

在诗中，朱国源赞颂雍正帝宵衣旰食，思虑民生，每年春耕前都要到先农坛祭祀农神，举行隆重的耕籍之礼，亲自示范耕田，宣谕各地百姓及时耕种。诗中的“农勋”，就是雍正帝所推行的奖励“农民功勋”的政策。朱国源等各地知县体察上情，落实举荐农勋、劝农耕种的事务。

在后面几首《劝农歌》中，朱国源劝说乡民勤劳耕作要有始有终，否则“丰年犹乏食”。他认为民风浮薄，并不是人生来的天性，而是“只因恒业废，翻觉侈心生”，荒废本业，奢侈享乐之心就会慢慢滋生。以至于“承欢无菽水，养子日骄横”，懒惰之人上不能孝养双亲，下会误导子女养成慵懒散漫的习气。“莫若安义命，田耕心亦耕”，还不如安分耕田，在磨炼筋骨的同时修养心志。

知县劝农勤耕于公于私是为了实现双赢，既是期望百姓农田丰收，也方便自己催征钱粮的工作顺利完成。朱国源在诗中阐述借贷度日、拖欠赋税的窘境。“称贷济燃眉，剜肉何能补？”借钱只能暂解燃眉之急，倘若长期走这条死路，无异于剜肉补疮。“一勤万事足，免却牵肠肚”，与其玩弄聪明、惶惶度日，还不如踏实耕种来得心安。

朱国源说：“暴殄天所忌，樽节自有余。半菽无一饱，粒米皆珍珠。”百姓家有余粮了，还应懂得节约，莫要铺张浪费，暴殄天物。在《劝农歌》第八首中，他总结说：“富足礼仪兴，慆滛廉耻丧”，农业兴则礼乐兴。

朱国源虽然颇有争议，但他是泰顺明清众多知县中历史存在感较强的一位，他主持编撰的《泰顺县志》，是建县后至清朝同治时期四百多年间流传最广的县志。他的《劝农歌》通过百姓勤惰俭奢的生活对照来阐明勤俭持家的道理，并不是泛泛而谈，空喊口号。

在劝农风气盛行的年代里，农民安居乐业，就连文士也以课农学圃为乐。生活于康雍干时期的泰顺仙居文人张天树闲时种些瓜果蔬菜，逍遥自适。他在整理菜畦时，“铲草防蚯蚓，画鹰畏雀鸠”，小心翼翼地挥锄铲草，就怕伤及泥中蚯蚓，画上一只老鹰立于园中，以防麻雀飞来啄食。当瓜菜发芽之时，他“编篱护菜甲，插竹引瓜藤”，围起一排篱笆精心呵护，插上几枝竹竿牵引瓜藤生长。

“薄役存吾素，理生亦技能”，张天树不是效仿退隐灌园、自命清高的陈仲子，是把稼穑当作读书之余的营生技能，在耕作中感受快乐。“时观生野趣，半亩任优游”，他的心境与园中瓜菜的长势一样欣欣然，优游田畦，吟啸随心。因为“溪山遗世味”，没有尘嚣喧扰，只有“耕凿老农心”。

雍正年间，泰顺连年丰收

雍正年间，农民能通过种田获得荣耀，这个职业也就比以往更加体面。泰顺农民干劲十足，很多抛荒多年的土地得到复垦。或许是天遂人愿，泰顺连续多年风调雨顺，还出现象征丰收的祥兆。

据县志记载，雍正元年，泰顺石柱峰兰花丛中长出灵芝；雍正二年，田里有一株稻禾一茎双穗，双穗禾又称“嘉禾”，在古代被视为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雍正四年，泰顺晴雨适时，气候调和，这年粮食大丰收；雍正五年，泰顺农田中又出现一茎双穗的嘉禾，年景可卜；雍正六年，农田大丰收，以前逃荒到外地的泰顺人都陆续回乡；雍正七年，泰顺再次年丰时稔，官府采取弃田加赋的机制来防止农民抛荒。

清代泰顺廪生张正桓在《年丰志喜》描述了泰顺的丰收景象：

气运从天转一区，青坛新见祝多稌。

年年九扈登双穗，岁岁三农获倍租。

野沐和风敦礼让，士沾甘雨尽廉隅。

几番欲绘昌明表，贡作民安国泰图。

这首诗贴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泰顺县名之义，粮食丰收，生活富足后，百姓更加谦恭礼让。乾嘉之交，泰顺人才辈出，文风复兴，应该说，与雍正年间打下的经济基础不无关系。

到雍正八年，又传来一个让很多泰顺贫农拍手称快的喜讯，就是雍正帝所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开始在泰顺落实。以前，泰顺的丁粮很重，丁粮即按人口征收税粮，有成年丁、未成年丁、女丁三种。“摊丁入亩”后，废除人头税，让家里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而那些田产众多的官僚地主则要缴纳更多的税赋。为了底层百姓的生计，雍正帝敢于撼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确实需要很大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