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重視農事與糧食，賜泰順這幾位農民“勞模”八品頂戴

雍正皇帝賜泰順農民“勞模”八品頂戴

陳能雄/文

社，是土地神，稷，是五穀神，以社稷代指國家說明農業是國之根基。畢竟“民以食爲天”，特別是戰亂、疫情等災荒時期，糧食安全顯得尤爲重要。農民在歷史長河中扮演着創造經濟財富的重要角色，歷來開明帝王都很重視農民。如清雍正年間，泰順等地有一大批農民被欽定農官授八品頂戴，從當時泰順的社會狀況來看，這個舉措無疑是行之有效的，激勵着人們辛勤農耕，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康熙前期，泰順農田大量荒蕪

清初，泰順戰亂頻仍，海寇滋擾，民力凋敝。清廷爲了對付臺灣鄭成功父子的抗清力量，從順治十八年開始頒佈“遷海令”，勒令瀕海居民內遷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切斷抗清軍隊與內地居民的聯繫。這個“遷海令”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才廢除，很多人背井離鄉，捨棄賴以爲生的農田，東南沿海的農田大量荒蕪，民居毀壞，泰順也多少受到波及。

康熙八年，浙江巡撫範承謨奉命來泰順勘荒，一路上有士民陳言時弊。範承謨親自到縣城郊區勘察，只見滿目荒蕪，心生悲憫，城郊尚且如此，更別說偏遠山區。他在《行田詩》中寫道：“每值遙途全梗塞，忍看比屋半流亡”，可以想象當時泰順城鄉的蕭條景象。

按雍正《泰順縣誌》記載泰順建縣初期的明成化十八年（1482），泰順有官民田地共計89172畝。清初全縣額定的官田地、大民田、民地園塘、民田、金鄉衛軍屯田、人民帶種屯田，共計93968畝，經範承謨等人勘察，實存官民田地只有67518畝，大約有四分之一荒蕪。他回到杭州後，奏請免除泰順拖欠的田賦1640餘兩，民困稍解。

然而，賦役之外還有歲例，州縣地方官新上任時，紅衣轎傘等五花八門的費用，攤派到泰順農民身上，每畝田大約需要徵收銀子一兩以上。另外，一些朝廷派修海船的費用，也取自民間。苛捐雜稅壓得泰順農民喘不過氣來，農田反而成爲一些家庭的負擔，好的糧田賤賣到每畝一兩銀子，山田僅賣六七錢，在這種情況下又有多少人肯開荒復墾呢？當時，泰順吳兆英等有志之士爲解救民困，勇作撲火之飛蛾，於康熙三十五年、三十九年兩次叩開浙閩總督的大門，諫請廢除歲例。

後來，康熙帝施行了一些輕徭薄賦的政策，鼓勵墾荒，泰順的農業生產開始復甦。

六位泰順農民被題授八品農官

到雍正時期，泰順連年豐收，除了因遇到風調雨順的好氣候外，還與雍正帝胤禛（zhēn）重視農事的社會大環境有關。在胤禛還是雍親王的時候，就以自己與福晉爲“模特”，命人繪製了一組《耕織圖冊》。在畫中胤禛和福晉裝扮成農民農婦模樣，做浸種、耕、耙耨、耖、布秧、淤蔭、拔秧、插秧、灌溉、收刈、舂碓等農事，每幅圖上都有胤禛的親筆題詩。

胤禛把《耕織圖冊》獻給康熙皇帝，贏得一個親民愛民的好印象。胤禛登基爲帝后，實施了一系列激勵農業生產的政策，他在《勸農諭》中說：“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者，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只要是妨礙農業生產的弊端，雍正都設法革除。

在雍正的衆多勸農措施中，有一項破天荒的創舉，就是施行“八品農官”制度。雍正二年（1724），雍正通令各州、縣、衛、所，每年推舉一位終身力田、勤勞簡樸、身無過犯的農民，授予八品頂戴，以此鼓勵農民勤勞耕作，這與當今表彰勞動模範的政策相似。這一年，羅陽東隅人潘光煥被授予八品頂戴，他爲人忠厚謹慎，終身勤於稼穡，沒有一事涉及官司。他還時常勸鄉鄰勤儉務本，教導子孫以農爲本，不要棄農從商。

此後，從雍正三年到雍正七年，泰順池村（今司前）人陶有增（《分疆錄》記爲“陶友曾”）、泗溪人林君裕和鄭若尊、下洪貝穀人徐國俊、戩州人吳惟銘相繼被題授八品農官。農官雖然不是實職，但品級相當於縣丞、教諭。明清時期，泰順有些寒窗苦讀、品學兼優的貢生授職縣丞、教諭，時運不濟的，可能終身未獲一官半職。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種了一輩子的田，有一天能獲得“八品冠帶”，也是件祖墳冒青煙的好事。

在這些泰順農民“勞模”中，有的不僅是種田能手，還善於觀測天象、辨識土質。如陶有增、吳惟銘從小就學習農耕技術，在長期的種田實踐中，能預測氣候變化，熟悉不同農作物的習性，善於選擇適宜的土壤進行栽種。他們耕作順天時、盡地利，增產增收，鄉民都向他們討教種田經驗。

朝廷推舉農官，是獎勵勤勞務農之人，也是樹立一個道德模範，以宣化民風民俗。優秀的“勞模”，不單以身作則，還會教化鄉鄰。如林君裕時常向村民宣講鄉規民約，他教導兩個兒子，出門要拿着農具，回家要捧卷讀書，真是“耕則可以養身，讀則可以榮身”。鄭若尊的三個兒子都入學讀書了，功名在望，還時常督率他們下田幹農活，謹守本業。

“勞模”身上總會閃現出許多閃光點。如陶有增種田致富，慷慨仗義，遇到災荒之年，開倉放糧，接濟貧民；徐國俊敦親睦友，急公好義，樂善好施，受鄉民敬重；吳惟銘秉性剛毅，勇於爲善，友愛兄弟，願意把自己辛勞所得家產分給兄長。

這些泰順“勞模”把辛苦勞累的農耕生活，過得怡然自適，如陶有增“一生閒閒桑畝以終”，林君裕“逍遙耕鑿”……他們熱心於鄉土文化，雍正七年（1729），縣裏刊印《泰順縣誌》，潘光煥、陶有增、林君裕、鄭若尊、徐國俊五位農官慷慨捐修。

勸農學圃成爲一時風氣

雍正以農爲本的治國方略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期間，署理或者擔任過泰順知縣的楊正弼、朱國源、陳先登都以農事爲先務，除了積極向朝廷舉薦農民勞模外，還時常下鄉殷勤勸農。朱國源在泰順任職期間還留下八首《勸農歌》，第一首是：

天子重民瘼，宵旰深憂勤。

躬先耕耤田，宣諭尤慇慇。

爲爾祀田祖，爲爾報農勳。

司牧胥仰體，遐邇悉聽聞。

在詩中，朱國源讚頌雍正帝宵衣旰食，思慮民生，每年春耕前都要到先農壇祭祀農神，舉行隆重的耕籍之禮，親自示範耕田，宣諭各地百姓及時耕種。詩中的“農勳”，就是雍正帝所推行的獎勵“農民功勳”的政策。朱國源等各地知縣體察上情，落實舉薦農勳、勸農耕種的事務。

在後面幾首《勸農歌》中，朱國源勸說鄉民勤勞耕作要有始有終，否則“豐年猶乏食”。他認爲民風浮薄，並不是人生來的天性，而是“只因恆業廢，翻覺侈心生”，荒廢本業，奢侈享樂之心就會慢慢滋生。以至於“承歡無菽水，養子日驕橫”，懶惰之人上不能孝養雙親，下會誤導子女養成慵懶散漫的習氣。“莫若安義命，田耕心亦耕”，還不如安分耕田，在磨鍊筋骨的同時修養心志。

知縣勸農勤耕於公於私是爲了實現雙贏，既是期望百姓農田豐收，也方便自己催徵錢糧的工作順利完成。朱國源在詩中闡述借貸度日、拖欠賦稅的窘境。“稱貸濟燃眉，剜肉何能補？”借錢只能暫解燃眉之急，倘若長期走這條死路，無異於剜肉補瘡。“一勤萬事足，免卻牽腸肚”，與其玩弄聰明、惶惶度日，還不如踏實耕種來得心安。

朱國源說：“暴殄天所忌，樽節自有餘。半菽無一飽，粒米皆珍珠。”百姓家有餘糧了，還應懂得節約，莫要鋪張浪費，暴殄天物。在《勸農歌》第八首中，他總結說：“富足禮儀興，慆滛廉恥喪”，農業興則禮樂興。

朱國源雖然頗有爭議，但他是泰順明清衆多知縣中歷史存在感較強的一位，他主持編撰的《泰順縣誌》，是建縣後至清朝同治時期四百多年間流傳最廣的縣誌。他的《勸農歌》通過百姓勤惰儉奢的生活對照來闡明勤儉持家的道理，並不是泛泛而談，空喊口號。

在勸農風氣盛行的年代裏，農民安居樂業，就連文士也以課農學圃爲樂。生活於康雍乾時期的泰順仙居文人張天樹閒時種些瓜果蔬菜，逍遙自適。他在整理菜畦時，“剷草防蚯蚓，畫鷹畏雀鳩”，小心翼翼地揮鋤鏟草，就怕傷及泥中蚯蚓，畫上一隻老鷹立於園中，以防麻雀飛來啄食。當瓜菜發芽之時，他“編籬護菜甲，插竹引瓜藤”，圍起一排籬笆精心呵護，插上幾枝竹竿牽引瓜藤生長。

“薄役存吾素，理生亦技能”，張天樹不是效仿退隱灌園、自命清高的陳仲子，是把稼穡當作讀書之餘的營生技能，在耕作中感受快樂。“時觀生野趣，半畝任優遊”，他的心境與園中瓜菜的長勢一樣欣欣然，優遊田畦，吟嘯隨心。因爲“溪山遺世味”，沒有塵囂喧擾，只有“耕鑿老農心”。

雍正年間，泰順連年豐收

雍正年間，農民能通過種田獲得榮耀，這個職業也就比以往更加體面。泰順農民幹勁十足，很多拋荒多年的土地得到復墾。或許是天遂人願，泰順連續多年風調雨順，還出現象徵豐收的祥兆。

據縣誌記載，雍正元年，泰順石柱峯蘭花叢中長出靈芝；雍正二年，田裏有一株稻禾一莖雙穗，雙穗禾又稱“嘉禾”，在古代被視爲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雍正四年，泰順晴雨適時，氣候調和，這年糧食大豐收；雍正五年，泰順農田中又出現一莖雙穗的嘉禾，年景可卜；雍正六年，農田大豐收，以前逃荒到外地的泰順人都陸續回鄉；雍正七年，泰順再次年豐時稔，官府採取棄田加賦的機制來防止農民拋荒。

清代泰順廩生張正桓在《年豐誌喜》描述了泰順的豐收景象：

氣運從天轉一區，青壇新見祝多稌。

年年九扈登雙穗，歲歲三農獲倍租。

野沐和風敦禮讓，士沾甘雨盡廉隅。

幾番欲繪昌明表，貢作民安國泰圖。

這首詩貼合“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泰順縣名之義，糧食豐收，生活富足後，百姓更加謙恭禮讓。乾嘉之交，泰順人才輩出，文風復興，應該說，與雍正年間打下的經濟基礎不無關係。

到雍正八年，又傳來一個讓很多泰順貧農拍手稱快的喜訊，就是雍正帝所推行的“攤丁入畝”政策開始在泰順落實。以前，泰順的丁糧很重，丁糧即按人口徵收稅糧，有成年丁、未成年丁、女丁三種。“攤丁入畝”後，廢除人頭稅，讓家裏無田或少田的農民減輕了負擔，而那些田產衆多的官僚地主則要繳納更多的稅賦。爲了底層百姓的生計，雍正帝敢於撼動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確實需要很大的魄力。